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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章。谁知校章草案递上去后，监督与董事均不承认，于是双方的情绪冲突便不可避免。“修宪”成了这次大风潮的导.火.索。
190年旧历九月三日，校友会召集大会，向全体学生报告关于新校章交涉的经过。大会未散，监督贴出了布告，完全否认学生有改订校章之权，把先前三干事与全体学生达成的协议撕段了。紧接着又出了两道布告，一道是“集会演说，学堂悬为万禁，……校友会以后不准再行开会”。
从中国公学分立出去的新公学，同学们顶住了一切困难，一心一意要把新公学办成一所教员好、功课紧、管理严的好学堂。
因缺少教员，新公学的教务千事李琴鹤要求胡适担任低年级各班的英文教员，他深信胡适当时的英文程度足可以当一名合格的英文教员。条件是：每周三十小时课，月薪十元。因为是自家同学当教员，薪水不能领全额，需得拖欠一部分。
胡适答应了，原因很简单，他的困窘的经济状况不允许他继续求学。聘为教员的被信任感与荣誉感使他感到欣悦，而巨大的责任感，又使他一开始，就十分认真而热情地面对自己的这个全新岗位。那时他还不足十七周岁。
胡适当了一年新公学的英文教员，每天上课六小时，还要批改作文卷子。胡适教书生涯的第一批桃李中，出了几位相当有名气的人物，如饶毓泰、杨杏佛、严庄、张奚若等，他为有这样的优秀学生而感到自豪，也为自已没有误人子弟而感到欣慰。
胡适后来说：“以学论，我那时怎配教英文？但我是个肯负责任的人。肯下苦功去预备功课，所以这一年之中还不曾有受窘的时候。＂又说：“这一年的教书生活虽然很苦，于我自己却有很大的益处。我在中国公学两年，受姚康候和王云五两位先生的影响很大，他们都最重文法上的分析，所以我那时虽不大能说英国，却喜欢把英语文法的结构拿中国文法来做比较。在文法方面得着很好的练习。”
《竞业句报》的编辑锻炼了胡适的白话作文能力，当新公学的英文教员则磨出了胡适扎实的英语水平。而这也成为了他后来人生的两个重要基点。
中国新公学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支撑了一年多。老、新两.个中.国公学在竞争中，尽管新公学的声望比老公学高，学生也比老公学多，但新公学的经费拮据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境地，一年之中亏空已在一万元以上。
尽管同学们大家经济上同舟共济，学校仍是入不敷出。教员欠薪或拿不到全薪，干事处常常受到各种捐税部的责难和警告。前边说过，主要干事朱经（后改名朱经农)因经费困难忧愁过度，曾经神经错乱地跳到一条小河里，幸遇人救起，不曾丧命。
学校虽然派出了阵容强大的募捐团四出活动，毕竟短期内没有相当乐观的效果。也就在这个时候，老公学又发出了调停合并的信息。“中国新公学”的招牌，一天不去，“中国公学”便一天不得安稳发展，更怕新公学的募捐成功，对立局面便更会旷日持久地僵持下去。
老公学提出相当宽厚的调停条件，期望将新公学归并回来：
一、凡新公学的学生愿意回去的，都可以回去；
ニ、新公学的功课成绩全部承认；
三、新公学所有亏的债务，一律由老公学担负清偿。
靠一班少年学生的热情和精力办学，究竟不能持久，新公学方面不能不认真考虑这个调停条件。所以到了1909年旧历十月，新公学正式接受了调停条件，决议解散，愿回老公学者，自动回去。
大部分学生回去了，但仍有多人不回去。胡适就是死硬派中的一员。
中国公学的这一次风潮，在少年胡适的脑海里，之所以留下有磨不去的印象，以至于他在后来的年代里又多次反复地谈论，最主要的原因就在对民主政体的首次训练或考验，自己掌握自己命运，自己管理自己的信念的认真实践。
或许，正是在这次风潮中，胡适初步培育起了他崇尚民主自由的精神家园和意识形态。他始终为曾经参与了这次风潮并坚持到底，而感到一种“情绪上的餍足”。
尽管二十多年后，他在《四十自述》中撰写这一段历史事实时，已经充分意识到青年人理智被感情压抑的一面，但他更强调处在青年人对立面的中年人“和青年人同样的失去了运用理智的能力”。
他指出：“专责备青年人是不公允的。”
从一个认识的高度，“保护了青年人神圣而纯洁的热力心志与难能可贵的牺牲精神”，这里当然也珍藏了他自己少年时代那一份极其珍贵的悲壮情绪。
他在记叙中国公学风潮这一段历史时无疑充满了激情，因为这一段历史的回忆似乎很不寻常地勾引起并厮缠住了胡适当年的少年意气，或许这又正是他成了大名的二十年后，愿意出任他的母校的校长的一个潜在的心理原因，并或多或少显出了其间的一种微妙缠绵的少年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