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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通过把《礼记·中庸》开头的“天命之谓性”一文中的“性”解释为“性就是理”，成功树立了天与人的一贯性，亦即天人合一的思想。
就是说，“天命”就是“理”。即我们所有人本来都是性善的，但是现实中却不容易做到，但这并不是别人的过错，而仅仅是我们自己有问题。我们只有自觉到自己的善的本性，努力用正确的方式使自己回到善的立场上，那么这个普通的“理”的世界，本来所应有的状态才能成为现实。
程氏兄弟的学说，是希望通过全面信赖“天理”来陶冶内心，也就是要给“心性”问题一个回答。中国古代把以朱子学、阳明学为中心的全体宋金元明儒教思潮，与其前后的时代相区别称之为“宋明理学”。从儒教中诞生的“理学”，是任何事情不说出个条条道道来誓不罢休这种宋代人世界观的产物。
“先忧后乐”的精神实施起来并不容易。当理想不能实现时，人的精神状况又是如何呢？
人作为人为何而生？这个实际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对于不知道“哲学”的宋代人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吧？
做个好官，高高在上，到底有什么意义？或者科举失败，政治理想不能实现，是否就预示没有做人的价值？······从汉代到唐代的儒教，只知通过谶纬思想事奉皇权，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这些问题。
这样说也不够全面，其实曾经出现过回答这些问题的萌芽。儒家思想中自古论及的——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汉代杨雄的“性善恶混”说，以及上中下的三品说等。汉代以后有关人的本性的议论，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四种类型进行的。
唐代最占主流的是把人性分成上中下三等的三品说。宋代儒者选定的这个说法的中心人物是韩愈。人性的三品说其实是一个政治理论。即性善的皇帝通过教导普通人（即人性中等的），惩罚性恶的下等人，从而达到统治天下的目的。人性的三品说被认为适合于汉代以后的贵族制社会的理由也就在于此。可是性善说至少在宋代人的理解中是把人性的问题与个人的修养相关联。作为赖以关注自身内心、提高生活质量的方法，人们追求掌握本性。
给这些议论提供了基础的却是佛教的禅。在希望凭借自身的力量生存的士大夫之间，流行通过禅达到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当然一部分人热衷于超脱世俗的出家禅，但更多的却是在家当居士，跟随适当的禅师参禅，寻求精神上的安宁。
苏轼的号是“东坡居士”，黄庭坚的号是“黔安居士”。由二人的号可以得出，他们选择了在家当居士参禅。
捋顺了儒、佛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来赏析黄庭坚的这首《诉衷情》了。
出儒入禅，左右逢源。人们说唐诗讲情趣，宋诗讲理趣。宋诗的理趣之“理”很大一部分就是佛理。黄庭坚的这首《诉衷情》就是一首颂佛的小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