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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佛教的哪一个宗派给了失意官员一方修身养性的天地呢？又为什么是这个宗派呢？
答案就是有许多名人的禅宗——南宗中的临济宗。为何是这个宗派呢？
因为临济宗的特征是看话禅或者公案禅，他们否定曹洞宗系统的默照禅，即通过坐禅达到醒悟的境地的做法，重视带来醒悟的语言。简单说，就是禅问答。本来公案的本意是某个具体场合的发言，后来把过去的大师的发言看作引导教团成员大彻大悟的珍贵的共有遗产，进行编辑出版，这就是所谓的“语录”。通过“语录”弘扬自家派学说这个做法，也被儒教的道学所接受。
到了南宋的大慧宗杲影响力最大。大慧宗杲与张九成同属主战派，关系亲密，在南宋的临安郊外设教团本部，极速扩大了在士大夫中的影响。后被秦桧以政治理由为借口镇压，而且也遭同为主战派的朱熹彻底批判。这充分说明这个学说影响巨大，令当时主流派感到了极大的威胁。
理解了佛教在士大夫中的影响力之后，我们再来看士大夫的精神和关心心性问题的儒家学说——道学。
宋代士大夫的精神是什么呢？
宋仁宗时，庆历士大夫领头人范仲淹谢谢那篇脍炙人口的名文——《岳阳楼记》：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是进亦忧，退亦忧。
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
范仲淹“先忧后乐”的精神可以确切地表现宋代士大夫的理念。
先忧后乐的精神作为理念发挥作用，这个事实本身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士大夫，生存的使命就是正确教导民众，而只有完成这个使命后，才能想到自己的快乐。
宋代的士大夫对未来充满信心，告别迄今为止的黑暗时代（即摆脱大唐帝国桎梏），再现太古（即尧舜时代）的黄金时代这种气概，不仅是程氏兄弟创始的道学，也是王安石父子的新学和苏轼兄弟的蜀学共有的精神。
佛教禅宗的流行，是因为关心人的内心问题而成功的。作为关心心性问题的儒教学说——“道学”应时而出。
这个时候他们强调的是“天理”。正如程颢自豪的说：“我的学说差不多都是继承先人的，但是‘天理’这两个字，可是我自己体会出来的。”这个概念是道学的卖点。
“天理”本来是《礼记·乐记》中与“人欲”对称的一个词，实际上朱熹也总是说“天理人欲”，把两个词结合到一起使用，但是在北宋中叶、王安石政权全盛时代，程颢、程颐兄弟能创新处“天之理”这个概念，在思想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程氏兄弟通过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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