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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王占元虽然在北洋军中以悍勇著称，也不代表他愿意带着人去冲重机关枪的阵地，那不叫勇气，而是叫自杀。
萌生退意的王占元，在召回了冯德麟、张作霖、吴俊升等将领后，向他们咨询道：“乱党过于狡猾，在此地设置了陷阱埋伏我们，以至于我军小小受挫了一场。我们北洋军到底是客军，你们奉天巡防营才是本地的主人。接下来怎么打，还是得听听各位的意见，我希望大家不要藏着掖着，有什么主意就都倒出来吧。”
冯德麟看了看身边保持沉默的张作霖和吴俊升，便咬了咬牙说道：“我们巡防营这次带出来的都是骑队，利于野战不利于攻坚战。让骑兵去进攻乱党已经修好工事的村子，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否则我部也不会有这样大的伤亡。下官以为不如让我部绕过村子，直接去扫荡乱党的后方，让其难以接应粮饷。我就不信没有了子弹，这些马克沁还能继续在战场上耀武扬威。”
张作霖和吴俊升连连点头附和冯德麟的提议，张作霖还跟着建议道：“眼下沈阳往北只有两条路最适合运输大宗军需，一是铁路；一是水路。我们还是应当请朝廷同日本人进行交涉，哪怕不给我们运兵，运些弹药军需总是可以的。否则用大车运输弹药军需，不仅费事还极为耗费时间。
另外，从沈阳到铁岭到郑家屯，正是辽河能够航运的河段。下官以为，我们应当派人夺回郑家屯，以防止乱党顺河而下，断了我们的后路。只要我部夺了郑家屯，四平的敌军就会陷入孤立，则大军再压上时，四平敌军就可被我军所围歼了。”
王占元看着自己桌上的地图半天后，方才顺水推舟的说道：“也好，我部就暂时撤到后方30里处的毛家店。张、吴两位统领去进攻西面的郑家屯，冯统领你和我去见见四平的日本人，看看能不能让你部驻扎于四平附近，然后去扫荡乱党的后方交通…”
北洋军和革命军在四平郊外的这一场激战，早就引起了四平镇内驻扎的日军的注意。日本从沙俄手中接管四平时，在四平街站前只有一条马路（三马路）的街基，并没有多少建筑，车站西南建有一二百米长的街市，路东只有一座水塔和几间货房。
不过到了1911年，四平“满铁附属地”从南北一道街至南北五道街之间的建设用地，已经由“满铁”地方事务所分放完毕，四平街道里的街道、设施初具规模。城市人口已增至3005人，比1907年增加了近4倍。
“满铁”不仅在四平设立了四平街地方事务所、警务派出所、宪兵分遣队，非法设置区级政权，还向“满铁附属地”的工商业、服务业征税讨捐。由于日本在东北强制实行领事裁判权，并以此为借口声称满清政府无权干预“满铁附属地”内的政事，故铁路附近的“满铁附属地”便都成了“国中之国”。
日本在四平驻有一个守备大队约五百人，当革命军十三团在四平郊外的村子修筑工事时，日方还在请求公主岭上级的指示。等到北洋军开始进攻革命军的据点时，这一守备大队才发现双方都装备有能够威胁到自己的重武器。
不管是出于自身的安全考虑，还是从公主岭发来的上级指示，四平的日军守备大队都对革命军表现出了敌意。在十三团打退了北洋军之后，便接到了从四平街道送来的日方通知，要求革命军遵照《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附约》第三款之约定，撤离到铁路以外之十二公里。
田亚斌还是从日本来使口中了解了这项附约第三款的内容。他立刻对日本派出的使者说道：“第三款说的是，日本军队未撤地方，倘有土匪扰害闾阎，中国地方官亦得以派相当兵队前往剿捕，但不得进距日本驻兵界限二十华里以内。
首先这是距离日本驻兵的距离而不是以铁路为基准的距离；其次日本是否具有在四平的驻兵权我尚未得到革命委员的指示；最后革命委员会尚未决定是否接受满清政府同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我无权向贵方承认该条约。
如果贵方有任何疑问，可直接向革命委员会办理交涉。我军现在并没有破坏铁路之意图，也无向贵方进攻之意图，因此贵方无权对我军的作战部署做出干涉。还有，为了避免双方的冲突，我建议贵方的武装人员远离战场3公里之外，否则我军将不能保证贵方武装人员的人身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