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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和吴俊升驻足不肯向前，就是看到了革命军的重机枪和迫击炮在1000-500米这个距离内屠杀着北洋军二镇三协四标。这确实是一场屠杀，北洋军还没有学会卧倒避弹的技能，依旧按照操典上的要求奔跑着。以步枪对射为基础编制的操典注明，在这种情况下士兵应当加快前进，直接冲到敌军的面前，迫使敌军无法向你射击。
在数千次训练下，把操典印入骨髓的北洋将士，压制着自己的恐惧向前快速奔跑，想要尽快跑完最后的这几百米。不过人的体能还不及一匹马，连骑兵都无法突破马克沁重机枪组织起来的死亡之网，人又怎么能够打破这个奇迹。
当王占元这边反应过来，下令鸣金收兵的时候，第四标已经剩下不到1队人了，伤亡超过三分之二。就算北洋第二镇是北洋精锐中的精锐，也一样承受不了这样的伤亡，恐惧已经开始在军中蔓延了。事实上除了北洋军中的中高级军官外，底层官兵根本不明白为什么要打这一仗。
哪怕北洋军的士兵们再怎么不关心时事，也能从街头巷尾的谈论中知道，革命党人起来闹事，一是因为朝廷出尔反尔要收回铁路卖给洋人；二是满人再一次欺骗了天下人，不禁没有立宪的意思，还组建了一个皇族内阁。
虽然北洋军军纪严明，各级军官各有依附关系，也算是一只组织严密的近代军队了。但是既然袁世凯练兵的时候是存着练成私兵的念头，那么北洋军士兵对于满清朝廷的效忠之心就不会高。失去了对于满人朝廷的效忠，民族主义自然就会在他们之中生长出来。
只不过北洋军士兵大多为文盲，还没有形成国家民族的概念，所以并不能很快的对甲午战争以来的各项割地赔款条约产生共鸣，认为这些耻辱也是加诸在自己身上的。他们还依旧抱着封建伦理的观念，认为给与衣食者就是父母。既然袁大人是北洋军的父母，自然大家就得听袁大人的命令。
不过这种传统的效忠之心，并不足以支持北洋军将士进行这样惨烈的激战。即便平日里再怎么把“吃袁大人的饭，就要为袁大人卖命”的口号挂在嘴边，也不等于可以驱使北洋将士这样去送死。更何况，北洋上下此时都没有确定，到底是要保朝廷，还是保袁大人复出。
要保朝廷，就应该倾尽全力去扑灭革命军点燃的革命之火，而不是拖拖拉拉的在路上浪费时间。要保袁大人复出，那么就不应该和革命军闷头就打，而是应当派人去说和一二，大家坐下来好好谈，战场上则应当互有默契。
北洋军高层的首鼠两端，实际上已经消磨了将士们的不少求战之心。和二十镇、三镇这些叛军的作战，虽然轻易获得了胜利，但也令不少北洋将士生起了骄娇之气，使得北洋军过于鄙视了革命党的战斗力。既然连二十镇、三镇这样的新军都不能打，那么组建没有多久的革命军显然更不可能强大到什么地方去了。
一只训练有素，但却不知道为谁而战，且骄傲自满的军队，在四平郊外的村庄围攻战中受到这样的惨败，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特别是，革命军除了大炮、骑兵不及北洋军外，其他中、近距离武器的配置上，要比北洋军完善的多。而且革命军士兵从训练的第一天起，就被纳入了一个政治宣传的体系之中，他们总是比北洋军明白自己是为什么而走上战场的。
军官的素质上，革命军虽然不如北洋军，但是政治委员加上士兵委员会，已经说明革命军是按照现代军队的组织原则来建立的。这只军队中虽然还存在着一些山头主义，但像北洋军这样在军中完全依赖于士兵对军官的人身依附关系，低级军官对高级军官的私人效忠关系，在革命军中是被严厉禁止的且批评的。
因此在战斗过程中，革命军的军令能够贯彻到每一个士兵头上，而不会出现指挥者在发出作战命令时，还要考虑军中各派系的平衡，不能只让一派吃肉，另一派去啃骨头。所以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后，田亚斌能够立刻修正错误，从两翼部队抽调人员把受到损失的部队替换下来，在交战中进行调整防御。
但是当北洋二镇三协第四标退下之后，王占元根本组织不起第二次进攻。作为预备队的第五标，大多数军官都认为应当撤退脱离战场，等待后方的援助。面对部下们的争吵，王占元其实倒是知道，在这个时候只有自己亲自带队进攻，才能压下军中后撤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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