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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理想目标，即民主的政治制度，胡适在讲演中言道：??“我是学历史的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上的趋向，都是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体专制的潮流，在我们个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我们可以不必因为中间起了这一个三十年的逆流，抹煞那三百年的民主大潮流，大方向。
“俄国大革命，在经济方面要争取劳农大众的利益，那是我们同情的。可是阶级斗争的方法，造成了一种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我认为那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这种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制度站不住，所以必须依靠暴力强力来维持他，结果是三十年很残忍的压迫与消灭反对党。终于从一党专制走上一个人的专制。三十年的苦斗，人民所得的经济利益，还不如民主主国家从自由企业与社会立法得来的经济利益那么多．这是很可惋惜的。
“我们纵观这三十年的世界历史，只看见那些模仿这种反自由，不容忍的专制制度，一个一个的都被打倒了，毁灭了。今日的世界，无论是在老文明的饮洲．或是在新起的亚洲，都还是朝着争民主、争自由的方向走。印度的独立，中国结束一党专政，都是显明的例子。
“所以我毫不迟疑的说：世界文化的第三个目标，是争取民主，争取更多更合理的民主。”
胡适的讲演播出后，正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的陈之藩，被这一演说深深吸引。那时候的陈之藩正感觉国家动荡飘零，前途渺茫，在听了这番演说后，陈之藩颇有感想，对演说中的“世界民主大趋势”也有许多疑问，便给胡适写了一封长达万字的信。
而此时，胡适的这一演说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抗议和批评。8月24日，胡适又写成《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一文，进一步阐明自己的立场：“第一，我深信思想信仰的自由与言论出版的自由是社会改革文化进步的基本条件。……第二，我深信这几百年中逐渐发展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最有包含性的，可以推行到社会的一切阶层，最可以代表全民利益的。……第三我深信这几百年(特别是这一百年)演变出来的民主政治，虽然还不能说是完美无缺陷，确曾养成一种爱自由、容忍异己的文明社会。”胡适说这三点是自己“偏袒”世界民主自由大潮流的主要理由，他相信这个潮流将来“一定获胜”，而那个反自由不容忍的专制运动只是近三十年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逆流。胡适坚认为：“我们必须选定我们应该走的方向。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们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来解决全民族的困难，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给我们培养成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
胡适告之陈之藩，这篇文章也是给他的回信。陈之藩仔细阅览了这篇文章，对于文中胡适先生表达的“基本立场”，十分信服。在接下里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陈之藩前前后后给胡适写了十三封长信，胡适也一一回信，两人在来信和回信之间，结成了忘年之交。
陈之藩(1925年—2012年)，字范生，河北霸县(今霸州)人，北洋大学电机系毕业，取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后，又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取得哲学博士。曾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波士顿大学及中国台湾的成功大学，同时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电机系创系的系主任。陈之藩是一位科学家，但他散文家的名声，却并不比他作为科学家的地位差，他的散文作品入选中学课本，影响了几代人。
1948年，陈之藩毕业后在台湾制碱公司修理马达，同时受邀担任自然科学组的编审，亦和好友创办了杂志《学生》，翻译英国的诗歌（即后来出版的《蔚蓝的天》）。
那个时候，胡适正寓居美国，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后被解雇，通过写作和演说获得的收入有限，生活过的十分颓败困窘。1954年胡适回台湾后，与陈之藩进行了一次短暂的会面，老友见面，胡适和陈之藩都很激动高兴。
在与胡适的谈话之间，陈之藩调侃自己连从台北到高雄的票都买不起，去美国是做梦都不敢想的。无心之言，却被胡适记在了心上。胡适回美国后，立马给陈之藩寄来了两千四百元的赴美留学保证金。收到支票后的陈之藩也没有让胡适失望，通过撰写物理教科书获得了一笔足够去美国留学的路费，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来陈之藩在曼菲斯城任教，开始偿还胡适借给他的钱款。在1957年，胡适给陈之藩回信道：
“其实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四百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