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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祖国九年，今日回到北平。虽然文物如故，一切没有重大损失。但是，也不免感慨万分。”
“此次主持北大，是去年九月三日发表，并且决定由傅斯年先生代理。十个月以来，接收复校，办理学生教职员从西南北上，以及解决教授生活等问题，都是傅先生办理的。返国以后，曾和傅先生见面两次，但并未详谈。所以关于北大的情形，不大清楚。以后，还希望傅先生帮助，使我明了。
“这次来平，见到了多年老友，兴奋得很。但是，老友钱玄同、马裕藻、孟森诸位，都已作古，实在不胜叹惋……”
胡适说着，为这些老友，轻轻地摇了摇头，话风又转到北大上去：
“北大今后的作风，仍要本着蔡元培先生的‘容忍’两字去做。我一向主张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发表言论自由。并且对反对方面，见解不同的意见，竭力容忍，予他人以自由。譬如：我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仍然协助各种宗教信仰者。”
谈到李公朴、闻一多的事件，他说：“对李公朴不太熟识。但是，闻一多对新诗上的成就，和旧文学的造诣很深。无论如何，总是文学界的损失。”
对于目前政局，他拒绝表示意见。他说：“究竟三方会谈的是些什么，我都不清楚，也许傅先生比较详细一些……”胡适说着，指了一下坐在旁边的傅斯年。傅斯年赶忙摇头说：“我和胡先生一样不清楚！”
胡适又补充说：“返国后二十几天里所见到的中国，确已较前进步很多了。比如共.党报纸，在京沪可以随便买到。共产党在去年联合国大会中，曾有代表出席。以及在南京时，王世杰、朱家骅请吃饭，都曾邀共产党代表董必武等出席。这些，都是目前新作风的开端。”
另外，胡适又说：“因为返国不到二十天，在北平不到十几个钟头。对于国内详情，一切隔膜，所以很想找一份九年来的报纸，从头到尾，阅读一次。”
谈到周作人（周作人因“汉奸罪”被捕），胡适说：“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现在我们依然是老朋友。不过，我对于这事，个人不便发表任何谈话。因为在欧美，一个案件，正在进行审讯的时期，任何人不便以私人意见影响到法庭的审理。……不过，周先生从前曾向我写信表示，并且曾自己向外发表：他在北平走不开。但将来绝不会对不起大家。……究竟，这是一件伤心的事。”胡适表情上，显然露出惋惜的意思。
这时，有人提出二十年来的女子教育问题，还有人问胡适，美国是不是有很多女记者？
胡适表示：“这问题太大了。”
傅斯年在一旁，指了记者彭子冈女士说：“这不是足以表现女子教育的进展吗？中国女子，不是已经站在新闻线上么？”胡适补充说：“美国的女记者，是比较多一点。不过，还是男记者更多。”
关于新文学问题，他说：“目前已稍觉满意。不过还有两个障碍。第一，是各政府机关往来的文书，以及法律条文，依然是古文词句，其次，是报纸上的新闻，十分之六七，仍然利用文言。但是这一点，现在已然有了相当进步。”胡先生特别引证：最近，上海大公报上星期论文，“在那篇论文里，居然发现了起码四五十句是白话文。这是我胡适之返国以后，认为第一件满意的事。”
谈到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和印象，胡适认为廿年来，无大变化。他说：“美国仍然采取着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主义。总之是希望中国强大。所以，美国为了中国的问题，不惜以马歇尔这样头等人物，来进行调处。”
“胡先生准备作公开演讲吗？”有人这样问。
胡适说：“因为我在二十七年到二十八年间，曾患严重的心脏病。所以医生嘱咐，不宜作长时间的演讲。尤其是在扩音等设备不健全的原则下，更是不便。”说着，他又谈起十八年十一月，在北平协和礼堂，以及后来在上海青年会的两次公开演讲，因为听众拥挤，而出的乱子。所以，结果还是“不讲为妙”。
记者的问题太多了，胡适有些难于应付。连说：“傅先生是我的保护人。”
傅斯年正打算设法解围，记者群中又发出声浪说：“不希望傅先生帮腔。”于是胡适很谦逊地说：“为了我，耽误你们很多的时间。其实，我在这几年内，打算长期留在北平，我们谈的机会很多。还是留下许多问题，慢慢的谈吧。尤其，现在有好些问题，我只好交白卷。”
终于还是“保护人”??傅斯年到后面搬来了胡适的儿子“祖望”，才解了记者之围。这时，还有不少人，围了胡先生请他题字。胡先生笑着向青年的记者说：“只写个名字吧。你们成了小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