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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式独裁”论点一出，迅即引发新一轮论战热潮。这其中作出最激烈反应的是胡适。看到丁的文章，胡适感觉极度惊讶和失望，想要狠狠批驳丁文江的观点，即刻写出《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一文，和丁文江的文章同时刊登在《独立评论》第133号上，显然有挞伐异端以正视听的用意。胡适认为丁文江对民主政治并不了解。他指出观点的分歧倒在其次，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关重要。他阐明实行独裁政治的危害性，并警告丁文江不可助纣为虐。
他说：“今日提倡独裁的危险，岂但是‘教猱升木’而已，简直是教三岁孩子放火。……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
对丁文江的激烈情绪也反映在胡适日记里。1935年初，胡适在日记里录有对前一年的简短总结，主题即为此次论战，文中提及的唯一他人就是“丁文江先生”，这一称呼在胡适日记里仅此一次，一般都称“在君”“文江”或“丁在君”“丁文江”，隐含对丁氏立场的极度不满。胡适在日记中还写道，他看了丁文后颇感失望，即作长信（即《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答他，又附一短信说：“你们这班教猱升木的学者们，将来总有一天要会想我的话。那时我也许早已被‘少壮干部’干掉了，可是国家必定也已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时你们要忏悔自己误国之罪，也来不及了。”
对胡适的反驳，丁文江很不服气，撰写了《再论民主与独裁》，指出“我们饱尝专制的痛苦，而不能得到独裁的利益。新式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也许我们还可以保持我们的独立。要不然只有自杀或做日本帝国的顺民了”。他反诘说：“胡适之先生忘记今日中国的实际了。‘猱’也罢，‘三岁小孩’也罢，木已经升了，火已经放了，我们教不教是毫无关系的。我们的责任是使这种火少烧几间有用的建筑，多烧几间腐朽的庙堂。”
但是，那时对丁论极为不满的胡适，20多年后再次通读丁文江的文章，豁然体悟到了“他的爱国苦心、他的科学态度、他的细密思考”，尽管仍然不同意他的看法。
不同观点的争论，如果说对对立的双方的私人感情没有丝毫影响，肯定是不客观的。但事实证明，这样的对立，并没有对他们的关系造成大的伤害。或许，这便是诤友。
除了相互欣赏之外，朋友之间，还有很重要一点是相互理解，所谓理解万岁。
1926年蒲月五日，上海总商会热闹不凡，全市士绅商贾、文武官员、贵妇士女云集。时任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公布一个重大新闻：委任丁文江博士为淞沪督署总办，即大上海的“市长”。接着孙传芳揭橥了一篇扶植大上海的宏伟规划。
在这篇演说里，他总结了曩昔有名实业家张謇和孙宝琦对上海的斥地扶植规划为什么不克成功，而此次实行将上海南市、闸北、沪西、浦东、吴淞一切划入淞沪(“大上海”)局限内。孙传芳本身兼任督办，丁文江则全权代表他做督办公署的总办。
丁文江这个大上海“市长”，新官上任还真的烧了“三把火”。
第一把“火”就是规划大上海，组建班子。他将全市划为24部门为商埠区域，所有区内市政、财务、警察、扶植、教育各项，概由督署统一打点。其时的督署设在龙华旧护军使的原址，下设总务、财务、工务三处及秘书室，人员精壮，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督署各主管官员大多是丁文江亲自物色的，但人事公开，不任人唯亲，按期举办测验，量才录用。入署人员有较高文化水平宁实际工作能力，使得市府机构能运转自如。
第二件大事则是廉政利民，多做实事。在市政工作中，他特别注重道路卫生和重大民生，如为市民打针霍乱、伤寒流行症的疫苗。
他的第三把“火”烧得更旺、更出奇，那就是竟然将上国外国租界内的司法权收回。这本是受制于一些不平等合同束缚，无人敢碰。其实也不是他份内的事，出于爱国心切，他依靠司法和说理斗争，最终不以势力、不以手段，迫使外国人取消租界的会审公堂，设立暂时法院，遵照我法律审理民事、刑事案件。英国《宫林西报》的文章，曾因此而称他是“一个真实的爱国者”。
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十里洋场早已有跑马运动。每次跑马，吸引浩瀚的观众，收入颇丰。按照外国习惯，跑马运动需交税，但他们根本不买账。丁文江上任后，督署首次课征收税，西洋人不服，用抗议口气向督署要求免征。丁文江严辞回绝，西洋人只得乖乖地交税，使当年的税款收入增至40万元之多。
丁文江当了8个月“大上海”市长，虽然是两袖清风，一心为民，却因为是孙传芳的知遇礼聘，而成为他一生的诟病，连蒋介石也将他加入通缉反革命分子的名单中。只是从未卖力缉拿他。
这一段弃科学从政治的履历新闻传开，国内外震惊，好多人对他发生曲解。时在法国留学的傅斯年，本来很钦佩丁的学识和为人，但一听到这段“不单彩”的插曲后，马上怒发冲冠，深悔本身看错了人。认定丁是卖身投靠，曾向胡适透露，他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杀丁文江。
但是，胡适懂得丁文江。在《丁文江传》里，胡适专门有一章写了他任“大市长”的经由，为其辩诬。
有一件趣谈，《叫我若何不想她》的作者赵元任教授在家请客，胡适、丁文江等赴宴，傅斯年也去了。胡适把丁文江推向傅以诙谐的口气说：“这就是要杀你的傅孟真！”在笑谈中，丁与傅很快成了莫逆之交。
后来，傅斯年也写过两篇纪念丁文江的文章，述及他的这段履历时给予了充分的理解。
丁文江去世后，胡适、傅斯年一直存有为其作传的夙愿。1956年，胡适在资料搜集极不易的情况下完成了他晚年最主要的一篇传记――《丁文江的传记》。
关于丁文江的第一部学术性专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tingwen-chiang：scienceandchina'snewcultur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0）是美国学者费侠莉完成的。用台湾学者张朋园教授的话说，费著表现优异，在胡适铺设的路基上有进一步的分析和解释。其中，最“值得推重的是著者的架构。全书以科学家、进化论者、温和的理性主义者等几个观念来控制全书的讨论，脉络是清楚的，见解是引人的。丁文江信仰科学，究竟对科学认识如何？什么人对他有影响？影响他的人对科学的认识又如何？这些问题我们都获得了回答”。
费侠莉的西人身份，注定她对影响丁文江一生的西学素质的理解，较一般研究更为深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