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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顺德兴宁人。1929年，黎昔非转学到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大学部文史系。1931年春，他考入北京大学研究院国学研究所读研究生时，胡适又恰好在北大担任文学院院长。在《独立评论》的筹办期间，胡适觉得“昔非同学为人最为诚实，责任心特强，又有工作能力，担任《独立》的经理最合适了”。
胡适看人很准，黎昔非在《独立评论》的工作非常辛苦，也特别努力。
罗尔纲在《师门五年记》中谈到黎昔非时说：“他从《独立评论》出版至抗日战争停刊时止都是他主持排印、发行工作。……他很忙，从来没有工夫去玩。”特别是每到星期日发报最忙的时候，他一个人忙不过来，总有他的许多朋友赶来尽义务，帮他卷报，装封，打包，对住址。
黎昔非的表现，得到了胡适的首肯。《独立评论》创刊三周年时，胡适在《又大一岁了》的纪念文章中，特别表扬黎昔非说：“在这贺周岁的日子，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孩子还有一位忠心的看护妇。我们创办这刊物的时候，就请黎昔非先生专管发行所的事务。说也惭愧，我是实行我的无为政治的，我在这三年之中，只到过发行所一次！这三年的发行，校对，杂务，全是黎昔非先生一个人支持。”
不幸的是，由于黎昔非与胡适及《独立评论》的特殊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成为他背负一生的历史问题。特别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那场“史无前例”胡闹中，黎昔非被抄家、隔离，后来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含冤去世。
《独立评论》第一期只印了2000余本，此后发行量逐步递增，在《独立评论》3周年的时候有7000多个读者，但到庆祝4周年的时候，就已经翻了近一倍，发行量达到13000多份。在国内40多个城市设有代办处，并远销到香港、澳门和欧美地区。“《独立评论》的读者大部分都是大学生，其次是公务员，再次是开明的商人”。除此之外，还有少量青年军官。《独立评论》出刊非常稳定。
《独立评论》社员最初有11人，后来社员散在各地，有的从政，有的出国，为了维持刊物，又增加了几个社员，但最多时也不过十二三人。这些社员除每人每月捐出认捐的经费之外，还有投稿义务，但其中经常写稿的也不过八九个人。因此，胡适一开始就预见到，“我们都是有职业的人，忙里偷闲来作文字，不但不能持久，也不会常有好文字做出来。”这也是得自于《努力周报》和《新月》的教训。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对于《独立评论》，胡适一开始就“不希望他做我们这十一二个人的刊物，也不希望他成为我们的朋友的刊物；我们自始就希望他成为全国一切用公心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人的公共刊物”。
可以说，《独立评论》所选定的议题，都是当时有责任感、热心国是的知识分子都注意的热点问题。因此，它刊发的文章很容易得到读者的反响，引发热烈的讨论。不仅如此，《独立评论》的同人还借助各种关系向专家学者约稿。这样出了几期之后，《独立评论》影响不断扩大，社外投稿也渐渐增加，成为维持《独立评论》的重要支柱。
发行量超过1万份，并拥有一个多达300多人的作者队伍，《独立评论》真可以说突破了同人刊物的狭窄范围，实现了胡适对它的期望，变成了一个“全国人的公共刊物”。也成为胡适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正因如此，胡适非常钟爱《独立评论》，常把它亲昵地称为自己的“孩子”。而且虽然《独立评论》的社员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纷纷从政，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也接连离开北平，丁文江又不幸去世，胡适编辑的担子突然加重，但他仍没有停刊的打算。
1937年5月23日，《独立评论》出版第235号的时候，胡适在当期的编辑后记中还打算着等到第250期的时候，给这个孩子吃“生日糖果”，但始料未及的“七七事变”打破了他的梦想，抗战的全面爆发使得《独立评论》在1937年7月25日出版第244号以后不得不匆忙停刊。
1933年3月，国府行政院长汪精卫曾致信胡适，请胡出任教育部长。胡适却打定主意不做官，复汪信说：“我细细想过，我终自信我留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