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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内因是关键，我们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自家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如胡适所说，一个个个人强大了，国家强大了，就是真有帝国主义来侵犯，我们已经练成金刚不坏之身，自是百毒不侵。
只要是真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就应该知道，所谓再深奥的理论，所揭示的也无非是生活的真实和事物的本来面貌。而任何革命，任何主义，只要是主张进步的，最后的归结点都是人民生活得得到改善。至于那些为了革命的革命，为了主义的主义，即使不是邪恶的，也必定是瞎胡闹。而这，不正是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中的全部诉求吗？
也有人认为，胡适所以写《我们走那条路》这篇文章，是因为胡适先前写的几篇关于人权，文章给自己找了麻烦，不得不离开中国公学，也给《新月》带来了麻烦，隔几个月才又出了一期，不死不活。于是想改弦更张，，甚至向当局示好。
对此，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的结尾，做出了回答：“怎么叫做自觉的改革呢？认清问题，认清问题里面的疑难所在，这是自觉。立说必有事实的根据；创议必先细细想出这个提议应该发生什么结果，而我们必须对于这些结果负责任：这是自觉替社会国家想出路，这是何等重大的责任！这不是我们个人出风头的事，也不是我们个人发牢骚的事，这是“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的事，我们岂可不兢兢业业的去思想？怀着这重大的责任心，必须竭力排除我们的成见和私意，必须充分尊重事实和证据，必须充分虚怀采纳一切可以供参考比较暗示的材料，必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说我们的任务是要为社会国家寻一条最可行而又最完美的办法：这叫做自觉。”
当然，即便是在九十多年以后，也不时能看到谴责胡适，提出五鬼闹中华，为帝国主义欺辱中国人民辩护等说法。
很喜欢这样一段话：“这几年，一旦发生国际大事情，网上的许多朋友就充分展示了他们义和团似的爱国激情，一下子，美国就变成了美帝国主义，就成了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里恰是情感压倒理智的结果，爱国，最好不要用嘴来表达，盲目的爱国也许只是一种虔诚的愚昧而已，对于这些朋友，一旦进行理性的说理，他们最大的可能就是把一顶叫做汉奸的帽子戴在论敌的头上。
“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政见可以不同，但我们不应该随便怀疑别人的人格，那些所谓对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嗤之以鼻的人绝不会是什么汉奸，恰相反，也许他们更有理性而已，爱国不是靠喊口号喊出来的，义和团似的热病总是会导致目的热与方法盲。毕竟，骨头烧成灰也是中国人，没有人会别有用心的希望中国变坏，因此，不可以动不动就把汉奸的帽子往别人的头上扣，这样做，与别人无损，与自己的人格有伤，最是不合理的做法。”
至于高举新文化大旗的胡适，为什么说“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呢？需知，胡适所认定的封建，乃是柳宗元《封建论》中的封建，即中国的封建社会应该是商周时期，和我们现在所习以为常认定的封建社会，教科书中的封建社会是不一样的。所以，胡适说，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毫无疑问，胡适所认定的封建社会，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崩坏了”，当然不在其内。
1930年10月4日，胡适再次到北平，忙中偷闲到北大看了看，并与好友任鸿隽一家游西山。在北平期间，胡适相中了米粮库四号的房子，决定举家搬迁到北平。胡适决定迁到北平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此时胡适主要忙于中基会编译委员会的事务，搬到北平便于办公管理；二是胡适大量藏书还都存放在北平。搬到北平之前，胡适写《白话文学史》的参考图书主要是靠从张元济等朋友处借来。此外，胡适只能写信给在北平代管图书的族弟，请他寄来所需图书。胡适有过人的记忆力，需要的书在北平书房的哪个书架，封面是什么颜色，需要查阅的资料在书中哪一页哪一面都记得清清楚楚。
这一年的11月28日，胡适举家迁往北平，随行的有他新收的徒弟，中国公学的学生罗尔纲。罗尔纲到北平后就住在胡适家，负责辅导祖望、思杜读书，抄录胡适的父亲胡传的遗集。罗尔纲先后在胡适家待了五年之久，后来写成《师门辱教记》，胡适非常喜欢，后改名为《师门五年记》。
胡适在迁往北平当天的日记中对三年多的上海生活作了总结：“此三年半之中，我的生活自成一个片断，不算是草草过去的。”胡适后来在《〈淮南王书〉手稿影印本序》中又说：“那是我一生最闲暇的时期，也是我最努力写作的时期。在那时期里，我写了约莫有一百万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