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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和法律的问题。

    按照规定程序,美国退还的第二批庚子赔款,是在中基会成立之后,由美国总统签署命令拨付的。现在中国政府对它进行改组,等于说原来的受款机构已经不复存在,即美国政府已经失去付款对象,不能继续付款了。美国是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要想改变这种令人尴尬的状况非常困难。可见南京政府改组中基会之举,过于草率。

    第二是观念和影响的问题。

    按照杨杏佛等人的想法,既然国民革命已经成功,国民政府(即“国民的政府”)已经成立,那就应该对中基会进行改组,因为它毕竟是由贿选总统曹锟任命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越是一个好的政府,就越应该尊重学术文化教育的独立。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何况政府的“好”“坏”是相对而言、不以个别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因此,假如一个“好”的政府不能保护学术文化教育的独立,那就很可能为“坏”的政府破坏这种独立留下借口,甚至是开了先河。对于这个问题,孟禄教授有一句非常精辟的话。他说:“如果一个出于最善良动机的好政府可以干涉董事会的运作,那么一个带有自私动机的坏政府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

    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因改制而取消大学院,并在行政院之下设立教育部。11月下旬,胡适收到新任教育部长蒋梦麟来信,讨论中基会改组的事应该如何补救。蒋根据孟禄、任鸿隽的意见,提出由教育部召集原来的董事开会,让政府不喜欢的5人辞职,再补选5名新的董事。至于修改章程的问题,可以由新董事会讨论解决。蒋还说,等到孟禄抵达上海后,就可以开会。

    12月3日,蒋梦麟电邀胡适抵达南京,并于当晚宴请胡适、蔡元培、任鸿隽、王宠惠、罗家伦、孙科等人。胡适曾对孙科说,事已至此,最好由新董事致函原董事会,情愿放弃董事资格,请原董事自由选举,这才可以减少政府干涉之嫌,又能让他们重新当选。

    几天后,胡适又在信中对孙科说:也可以“由新董事向政府辞职”,然后“让旧董事会自由选补。”这两个方案的共同点是尊重董事会独立的原则,区别在于前者是让新董事“放弃”董事资格,后者则是让他们向政府“辞职”。在这封信中,胡适还用英文引述了孟禄所谓好政府、坏政府的话。

    12月中旬,孟禄如期到达上海,中基会第三次常会也准备在半个月以后举行。经过一番接触和胡适的反复解释,蔡元培等人终于明白问题的严重性。与此同时,孟禄却发现一个新的问题:由于政府的命令在前,如果以教育部而不是国民政府的名义召开会议,还“不能使旧董事会有法律根据”。

    这时已经是12月23日,距国民政府本年度的最后一次行政例会只剩下两天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胡适急忙与蒋梦麟联系,并为他起草了呈请国民政府批准开会的文件,然后让他带回南京。

    直到28日傍晚,胡适从蒋梦麟来电中得知,“前案已通过国民政府”,他才如释重负。为此,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感叹道:“其实此次所提之案即是我以前为孙哲生(孙科字哲生)拟的办法。而我的原办法比今回所通过的办法,冠冕堂皇的多了。他们一定不采用我的办法,却一定要等到一个外国人来对他们说,‘不这样办是拿不到钱的’,他们然后照办!说起来真可羞!”

    1929年1月3日,中基会在杭州召开会议。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抱怨说:“此次大家都是很难为情的。杨杏佛放了一把火,毫不费力;我们却须用全部救火队之力去救火!”胡适认为大家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不过是“给这个政府留一点面子,替一个无识的妄人圆谎”。为此他又气又恨,非常痛苦。

    会议开始后,又出现两个棘手的问题:一是原定由汪精卫接替周诒春担任董事,但是有人反对汪当选,美国董事也“怕他捣乱”;二是5名旧董事的辞职表面上是自己提出,其实仍有政府胁迫之嫌,何况原来由政府任命的5人如果全部当选,也给人以做戏的感觉。

    当天晚上,胡适迟迟不能入睡,他觉得“实在没有面孔留在基金会,遂决计辞职,提出任叔永为继任人。”

    第二天一早,胡适拿起周诒春交给他的一个董事任期名单,仔细看罢,“忽然想到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法”:第一,由于郭秉文到六月份就要任满,如果让汪精卫接替郭,汪的任期就没多久了。届时只要不推选汪连任,第一个问题就解决了。第二,为了避免有政府胁迫之嫌,董事会应批准他辞职,并选举任鸿隽为董事。这样一来,改选名单由5人变为6人,既可以证明缺额“由本会自选”的原则,又可以表明董事会并没有按政府的意图办事。此外胡适还认为,他主动辞职对于被迫辞职的张伯苓、周诒春等人来说,也是个安慰。

    第二天一早,他将这个绝妙的方案介绍给大家,并在会上获得通过。大家本来不同意他辞职,他说:“今年六月便有缺额,你们要让我回来,可以再举我。”董事改选后,新一届董事会又选举蔡元培和蒋梦麟为正副董事长,任鸿隽为秘书兼干事长,翁文灏、赵元任为执行委员。

    这一年6月,中基会在天津召开第五次年会,“全体一致票选胡适君继任汪兆铭董事之任”,至此,中基会改组风波才算平息。

    会议结束后,有人给胡适寄来一份杂志,内有一篇《胡适之扫兴而回》的署名文章。文章说:胡适对“收回庚子赔款运动颇为卖力,故得历任委员,其公费闻每月有千金之巨”。最近胡适因为落选,“如青天霹历,懊丧异常,……在杭盘桓一夕,即扫兴而回。今后胡博士生活上恐将大受影响矣。”胡适看了之后哈哈大笑,随即给杂志主编回复一信,信中解释了他们“不支俸给,也不支公费,只有到会时可支旅费”的事实,指出了文章中的其他错误,还表示他辞去董事以后,心情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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