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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上发布启事，说此次检查结果已断定不是糖尿病。
胡适出院后在家养病休假，继续主编《努力周刊》，并得闲读书著述。归国五年多之后，胡适终于可以闲下来做点儿自己的事情，包括给多年没有联系的女友韦莲司写信。
他在3月12日给韦莲思的信中说：“现在我成为一个自由人——五年多来的第一次自由。在过去的五年里，时间不是我自己的。”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为抗议国务会议通过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的提议，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
前面说过了，1923年蔡元培辞职的导.火.索为“罗文干案”。1922年11月，因军阀政治争斗，曹锟指使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指控当时王宠惠内阁财政总长罗文干在签订奥国借款合同期间有受贿行为，胁迫总统黎元洪将其逮捕。
经地方检察厅调查后认为证据不足不予起诉，随后1923年1月11日无罪释放。而教育总长彭允彝为了在众议院筹到足够同意票，迎合议长，提议对罗案进行复议，于是1月15日，司法总长程克下令将罗再次逮捕。
罗文干与蔡元培为多年志同道合的朋友。早在1922年4月，蔡元培、王宠惠、胡适、罗文干等共16人曾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主张建立“好人政府”，呼吁好人参加政府以促进政治改革。
该年9月由王宠惠任国务总理而组建的这届内阁，就属于这一“好人政治”的实践，罗文干在内阁中担任财务总长。
蔡元培面对自己的政治理念被军阀政权践踏而破灭，更目睹自己的好友被恶人不惜公然违背法律而再次投入监狱，他必须要有所行动才能抚平内心的愤激。于是，1月17日，蔡元培向总统府递交了辞呈。
事实上，蔡元培得知罗文干再度入狱的新闻并非通过报纸，乃是好友邵飘萍告知。1923年1月17日，邵飘萍邀请蔡元培、胡适和蒋梦麟三人一起在北京东华饭店吃午饭，席间邵飘萍把此消息告知三人。
蔡元培听到后很愤激，因此主张“邀集国立各校长中之可与共事者，以辞职为抗议”，不愿在彭允彝之下办教育。在做出辞职决定之后，蔡元培在周围好友帮助下，精心设计了辞职的每一个步骤和细节。
有意思的是，最受人们关注的辞呈竟然不是蔡元培亲自写的。胡适后来在日记中记述说，17日四人在东华饭店听到消息后，蔡元培先请邵飘萍草拟一份辞呈，然而大家对邵稿不甚满意，于是只好先散了，带着稿子去蔡元培家中商议。
到蔡家后，经过再次商议，决计不用邵稿，由胡适另外起稿，在胡适的稿上蔡元培又进行删改并邀请了汤尔和再加商议。
胡适前后写了一系列文章作为支持，第一篇文章《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发表在1923年1月21日的第38期《努力周报》上。仅仅这样一篇文章显然影响力不够，胡适动用人际关系网络，希望借助朋友之力更大范围内掀起舆论影响。
蔡元培辞呈见报的第二天，胡适给任鸿隽写了封信。第三天（1月20日）给朱经农写了封信。信的内容主要是希望两人帮助联络上海文化界名流，写文章呼应蔡元培辞职，扩大影响力。
胡适在1月18日作《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一文加以支持，指出蔡元培的此次辞职“确然可以促进全国国民的反省，确然可以电化我们久已麻木不仁的感觉力。”
1月25日，胡适又作《蔡元培与北京教育界》一文，他在文中主张北京教育界应该认清蔡先生“不愿为一人的缘故，牵动学校”的苦心；应该继续维持各学校。文中还说：“这几年的经验给我们的教训是：一切武器都可用；只有‘罢课’一件武器，无损于敌人而大有害于自己，是最无用的。”
文中最后对政府提出两项忠告：彭允彝不能不去；北京大学的校长不能随便任命。
1月28日，胡适又发表《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一文，指出在这个混浊黑暗无耻的国家里，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是不会成功的，但他这种使人们反省的正义的呼声却是不可不有的。
2月4日胡适又发表《蔡元培是消极吗》一文，肯定并支持蔡元培“有所不为”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