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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科学》杂志之约，作《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一文。“凡三昼夜始成，约一万字”，全面阐述了他对句读及文字符号的理论思考，并且进行了符号的实际创制。1918年胡适在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时，对这套符号进行增删改易，使之成为我国第一部国家颁行的标点符号方案的雏形。
此议案后来获得通过，作为北洋政府教育部1920年2月训令第53号公布。
新式标点符号的颁行，对方便了人们的阅读，节省读书时间，普及教育的作用意义深远。
毫无疑问，对此，胡适功不可灭。
12月17日是北大校庆纪念日，杜威演讲《大学与民治国舆论的重要》，仍由胡适担任翻译。
这一年中，胡适在白话诗创作翻译上取得不少的成绩，白话译诗有《关不住了》、《希望》，所作白话诗除了《威权》外，还有《一涵》、《送任叔永回四川》、《一颗星儿》、《我的儿子》、《乐观》、《上山》、《一颗遭劫的星》等。
胡适与文学革命的其他一些倡导者一样，不仅在理论上提倡新文学，而且也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努力做新文学的拓荒者。他作过广泛的大胆试验，而最先尝试的是白话诗。
当《新青年》最先号召文学革命的时候，它所载的文章却全是文言的。陈独秀、李大钊的议论文字，苏曼殊的创作小说，陈嘏、刘半农的翻译作品，都是文言。连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虽然较为通俗，但也还都是文言。只有胡适的翻译小说和诗是白话，是《新青年》上最早发表的白话文字。
胡适尝试做白话诗，还是在美国留学，与朋友们争论文学革命的时候，就开始了。
但是，要征服诗的堡垒，谈何容易！用白话作诗，比小说戏曲不知要难多少倍！中国是一个古老的诗国，旧诗在古典文学领域是最有光彩的一环，有过许多诗的黄金时代，有无数脍炙人口的篇章。但它的形式和格律，经过长期的流传和锻炼，已经越来越严格烦琐，成了束缚创造的枷锁镣铐；在一般文人心目中，却又几乎成了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我国的小说、戏曲等一些部门，曾经产生过许多白话作品，虽然被视为“小道”“旁门”，但有的流传很广，声誉甚高；而诗歌领域，不仅白话诗作极少，即有诗人偶尔做几首白话诗，成就也远逊于文言诗。
正因为如此，旧诗虽然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但诗国的领地却仍然似乎神圣不可侵犯。有多少革新者，在旧诗的堡垒面前望而却步。
可胡适的决心也很大。从1916年7月起，他便宣言不再作文言诗词，决心试验作白话诗
经过四年的尝试和创作积累，胡适的白话诗居然有了好几十首，诗稿积了厚厚的一叠。1919年8月，他编成一本集子；第二年3月，便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这便是我国新文学初期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
翻开《尝试集》，第一编里的诗，虽然是白话做的，却多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仍未摆脱五、七言诗及小令的句调格律的束缚，遗留着旧体诗词的明显瘢痕。
所以胡适自己也多次以脚喻诗，说道：“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
《尝试集》在艺术形式上，追求“诗体的解放”。但从旧营垒中过来的人，要摆脱旧形式的束缚，道路毕竟艰难，出一些“放脚鞋样”的改良体诗，也就难免了。
胡适的《尝试集》名副其实，尽管在艺术水平等方面尚属“尝试”，但其开创之功和尝试精神却具有里程碑意义。
《尝试集》出版后，“适之体”曾风靡一时。
胡适在《自序》里说：“我这本集子里的诗，不问诗的价值如何，总都可以代表这点试验的精神。这两年来，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刘半农，周豫才，周启明，傅斯年，康白情诸位，美国有陈衡哲女士，都努力作白话诗。白话诗的试验室里的试验家渐渐多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