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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教育家陶行知、中国幼教事业开创者陈鹤琴、北大校长蒋梦麟、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浙江师范学院院长郑晓沧等，这些人把对杜威教育理念的继承、发扬和改造应用于实际，他们的教育版图从幼儿教育贯穿高等教育。
杜威来华讲学，使“吾国教育界顿开一新纪元”。这一新纪元包括教育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教育理论方面，以杜威的弟子为核心形成了中国杜威教育学派，输入了教育哲学的新学科，开启了教育学科发展的新方向；在实践方面，将杜威的思想应用于高等教育、社会教育和幼稚园教育，进行南高师的教育教学改革，创办南高师附小、附中、鼓楼幼稚园、晓庄乡村师范等中国式“杜威学校”，推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学派”是由一个人物的核心思想及其追随者和实践者而成的学术流派。杜威来华后，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师承性学派”。学派的代表人物以杜威在华弟子为核心。其中，杜威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他们分别将杜威的教育思想在高等教育、社会教育与平民教育、幼稚园教育上得以创造性地继承与发展。
如果说胡适是杜威哲学在中国的集大成者，那么陶行知可以说是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集大成者。陶行知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杜威的生活教育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而且把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结合中国“五四”时期的社会现实，开展平民教育运动，创办乡村师范，将生活教育理论付诸实践。
陶行知教育理论的核心是生活教育，他与杜威一样批判传统教育与生活的脱离。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到陶行知这里成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颠倒，而是反映了不同的思路、不同的理念。杜威所要解决的是教育与生活脱节、学校与社会分离的问题，提出的方案是为了更好地完善学校教育；而当时中国的现实问题，急需的不是完善学校教育，而是唤醒社会大众的民主意识。因此，陶行知反对把目光限在学校教育改进上，这样做太狭隘。
他指出：“教育可以是书本的，与生活隔绝，其力量极小。那全部生活去做教育对象，然后教育的力量才能伟大，方不至于偏狭。”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就是要发挥生活的教育作用，把社会办成学校，去教育广大民众，提升他们的文化素养，唤醒他们的民主意识。遵循这一思想，陶行知重视平民教育、社会教育。
1923年5月，他与黄炎培(1878-1965)、晏阳初(1890-1990)等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还与朱经农(1887-1951)合编《平民千字课本》，通过筹办平民学校、平民读书处、平民问字处推行平民教育。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是其生活教育的方法.论，这一方法不只是运用于南高师的教学改革中，还体现在他所创办的晓庄乡村师范学校实践中，开展乡村教育。“教学做合一”是对杜威“做中学”的创造性发展。
杜威的“做中学”只重视“行”，没有其他。陶行知则从行知互动，“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上阐释知行合一于行，在认识论上不同于杜威的“做中学”。由此可见，陶行知不仅创造性发展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更可贵的是，他结合中国社会的现实将之运用到民主社会建设之中。
杜威来华讲学既然作为一项中西文化交流的重大历史事件，其影响和意义是双向的。一方面，杜威的实验主义学说对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华所遭遇到的一切也进一步构成其眼中的中国形象。在华期间，杜威通过给女儿的私人书信以及给美国国内刊物写报道等方式，向美国人民传达了中国当时正在发生的一切变化。并且，他在中国所作的两百余场讲演无不紧扣五四时代主题，围绕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思想、哲学、学生运动等方面，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从而，极大地满足了当时中国社会改革和思想文化革新的要求。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这也就使得他的中国之行，在现代中国的思想史、教育史和政治史上都具有了某种特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