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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到任的章士钊，应聘为文科教授，主讲逻辑学，并兼任学校图书馆的主任。
在此期间，蔡元培曾函请吴稚晖和汪精卫等人，希望他们来担当学监和教学等工作，但他们都因故而未能前来，只有李石曾“惠然肯来”做了生物学教授。
这一年的8月，从美国学成归来，因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而“爆得大名”的胡适，应召而来，被聘为文科教授。这是继陈独秀之后，又一让北大校园产生较大反响的人物。蔡先生因聘到胡适而愈加兴高采烈。他认为胡适“真是旧学遂密而新知深沉的一个人”。
9月，曾在北大代课的钱玄同和《新青年》撰稿人刘半农，先后出任文科教授。
11月，经章士钊推荐，李大钊进入北大担任了原由章兼任的学校图书馆的主任。图书，是大学的重大资源，同样需要能者打理。
一时间，在蔡元培的网罗下，除了已经提到的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章士钊外，鲁迅、高一涵、沈尹默、吴虞等新派人物也都云集北大。使得北大的师资阵容，令人叹为观止。
这批大师级的人物，不仅思想新，而且各有所专、学有所长。客观地说来，这些人物其各自的贡献，不是蔡元培和北大一个学校能够包揽的。但如果没有蔡元培和北大，他们也将无法汇聚在同一个旗帜下，各自也难以发挥那么大的，影响社会思潮的能量。
不能否认，是蔡元培给这些人提供了北大这样一个宽阔而高耸、得以施展所学的平台。
大量引进具有新知新思想的人，并不意味着蔡元培排斥“旧人”。很多思想守旧但是传统国学功底深厚的学者也同样受到蔡元培的重视，例如黄侃、刘师培、辜鸿铭、黄节、崔适、陈汉章、屠寄等人。
这时北大的文科老师中，一大批学术建树颇丰的新老学者囊括其中，如马叙伦、马裕藻、朱希祖、陈大齐、陈介石、陈垣、孟森、杜国庠、马衡、吴梅、章士钊、刘文典、陈寅恪、徐悲鸿、杨昌济、沈兼士、马寅初、陶孟和、王宠惠等。
北大的理科在蔡元培的领导下也像文科一样人才济济，著名的教授学者有：李四光、翁文灏、丁文江、任鸿隽、李书华、温宗宇、王尚济、孙云铸、陈世璋、俞同奎、秦汾、王仁辅……这批学者几乎无一不是当时国内科学界的顶尖人物。
在延揽人才上蔡元培真正做到了不拘一格，最著名的例证是年轻的学者梁漱溟。
那时，梁漱溟是通过范源濂的引荐，慕名来访谒蔡元培。他拿出自己的《究元决疑论》一文，求教于蔡元培。这篇文章蔡从《东方杂志》上已经读到过，作者对佛学的造诣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梁漱溟既没有出国留学镀金的经历，也没有国内的大学文凭，但他钻研学术、富有创见的精神，让蔡元培感到这个人是个人才。于是，时年仅24岁的梁漱溟被蔡元培招入北京大学，并给予他讲师的职称。
当梁漱溟后来成为一代大师——新儒家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时，他总是不忘强调：是当年的蔡元培和北京大学栽培了他。
由于蔡元培在用人上打破了资历限制，这一时期北大的教师队伍迅速实现了年轻化。据1918年的统计，这时的北大教授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多岁，其中不少只有二十六七岁，这在中外大学的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
要想让北大变成真正治学的场所，需要“不拘一格降人才”，而这些名家也没有辜负蔡元培和北大，在此以辛勤汗水与毕生所学，耕耘北大的学术沃土。
正如梅贻琦先生所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蔡先生为北大招聘了一大批响当当的大师级的教授，形成了北大浓厚的学术氛围。
蔡元培还毫不留情面地辞退不称职的教员。英文系的青年教员徐佩铣被人称为“探艳团长”，个人品质下流，即被蔡元培开除出校。继而蔡元培又顶住压力把一批不称职的外籍教员裁撤出校，即使此举引来当时英国驻华使的蛮横干涉，也毫不退让。
这一时期，还有个插曲。一天，一个湖南来的年轻学生模样的人，经人介绍找到蔡元培，请他给找个校工之类的工作，以解决在京的生活费用。
蔡元培从来人的谈吐中，马上看出这是个可造之才。没有安排这人去作校工，而是和时任学校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商量后，在北大图书馆给安排了图书助理员工作。
这个人就是后来对改写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的润之先生。能够在北大接触到各种新思想，能够读到大量的书籍，对润之先生的后来人生很重要。虽然，直到中国的红军完成长征后，润之先生提及他在北大的经历还愤愤不平。
他对到延安采访的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回忆道：“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去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那些个学者教授们，未必给润之先生留下多好的印象，但对于蔡元培的帮助，润之先生一直是牢记在心的。对蔡元培的人品和学识，润之先生也一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从这个小插曲中，我们不能不佩服蔡元培看人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