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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袋！”这一番话让举座学生闻之错愕。
没受过教育反倒越重视教育，越不懂办起来倒越认真。绿林出身的东北枭雄张作霖20世纪20年代也办了一所影响力非凡的东北大学。他让人看到，目不识丁的武人办起教育来毫不逊色。
张作霖办大学很舍得下本钱，他曾在东北下令，政府经费40%投入教育，这样的比例在世界各国都少见。据曾在吉林做过校长的李鼎彝(台湾作家李敖的父亲)回忆说，每当孔子诞辰日，张作霖都会脱下戎装，穿着长袍马褂，到各个学校给老师们打躬作揖，坦言自己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仰仗各位老师，特地赶来致谢，云云。
东北大学的教学设备在当时国内也数一流。实验仪器和机械，诸如物理和化学仪器、工学机械、动植物标本、图书、工厂设备，几乎无一不备。据1926年的统计，学校藏书共33164册，各类仪器标本共13516件，以及价值达86.53万元的机械设备，为学生阅览、实验和实习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至20世纪20年代末，东北大学已是国内学生最多的大学，教授300人，学生3000人，而当时北京大学也只有学生2000人。
北洋的这种重学作风甚至延续到后来民国的一些武人。
1930年9月，韩复榘由河南省政府主席调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时，新省府班子基本上都是他由河南带来的原班人马，只有教育厅长、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何思源来自南京方面，是“蒋介石的人”。与蒋介石有隙的韩复榘一开始对何思源不给好脸色。
由于财政困难，韩复榘欲削减教育经费。何思源愤而面见韩复榘，态度强硬地说：“教育经费不但不能减少，以后每年还要增加……这不是我个人的事，事关后代青年。主席要我干，就得这样，不叫我干，我就走路！”
韩复榘一听，马上站起来和颜悦色地对何思源说：“决不欠你的教育经费，你放心吧！”
何思源后来回忆：“以后在我和韩复榘同事的八年中，除原有学校大大增加班次外，还添设了一处医学专科学校，一处高中，八个乡村师范，几处初中和职业学校。此外，我还扩充了省立剧院，费用等于两个后期师范，筹备国立山东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名为国立，其实经费几乎完全由山东省支给。因此，教育费每年增加，到了1935年，为普及义务教育，又大大地增加了一笔经费。山东省库从来没有欠过教育经费，韩复榘履行了他的诺言。”
韩复榘在任期间没有向教育界安排过一个私人和裙带关系，而是放手让何思源去做。当时韩复榘周围的人想把何思源从山东排挤走，韩复榘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全省政府只有何某一个人不是河南人和山东人，又是读书人，我们还不能容他？不要越做越小，那样非垮台不可！”
1938年，韩复榘在开封被蒋介石诱捕，为搜罗罪名，蒋介石面召何思源问他：“韩复榘欠你多少教育经费？韩复榘是怎样卖.鸦.片的？”
何思源直言道：“韩复榘从未欠过教育经费，也并不出卖.鸦.片。”
韩复榘听了学者梁漱溟的讲学，对他的道德学问很是仰慕，后来韩复榘在山东鼎力支持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计划。
梁漱溟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经费主要是靠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河南靠冯玉祥，在山东靠韩复榘。”
这一时期的山西统治者阎锡山，率先在全省实行中小学免费义务教育。自1942年开始，山西全境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能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个百分率，即使是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要知道中国的这一历史时期正值抗日战争，在一个战争频仍、离乱不断的环境下，一省的入学率还能到这么高，实属难得。阎锡山曾留学国外，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山西的教育被称为当时中国教育的典范。
还有一段关于四川军阀刘文辉的有名的轶事。1930年代，摄影师孙明经在西康省(旧省名)考察时发现，当地的学校校舍大都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令人耳目一新。而当地的县政府却破烂不堪。出于好奇，孙明经就问身边的一个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回答：“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刘文辉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尽管他的政令充满了军阀的“霸气”，但其重视教育的雄心与铁腕，使四川出现了“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差”的特殊景象。
至于袁世凯在教育方面的表现，就更为突出了。早在1905年，袁世凯就联名湖广总督张之洞请求清廷废除科举，推广新式教育。据学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统计，袁世凯当政的直隶省(今河北省)共办有专门学堂12所，实业学堂20所，优级师范学堂3所，初级师范学堂90所，师范传习所5处，中学堂30所，小学堂7391所，女子学堂121所，蒙养院2所，总计8723所。
为解决对新式军官的迫切需求，在筹建和扩编北洋新军期间，袁世凯曾带头从自己每月薪金中取三分之一(200两)作为奖学金，来资助由北洋所创办的新式军事学堂中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