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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三日,退至赣边的南雄。
第九旅黄部退至虔南、赣军赖世璜部退至信丰、李明扬部退大庾、李福林部一支退仁化,一支退南雄。
滇军朱培德部、湘军陈嘉祐部因为河川阻隔退南雄不易,向湘桂边境退却。
当时李烈钧人在南雄,主张各军全部退桂林。
许崇智因为在福建有延平王永泉的关系,以及多年和福建的渊源,坚持退福建。
结果分道扬镳,许崇智军、李福林军及黄大伟部偕同退福建,李烈钧之赣军、朱培德之滇军、陈嘉祐之湘军退往湘边,李烈钧则赴上海养病。
八月四日,南雄为陈军所占。
回师讨逆的北伐军全盘失败后,南雄失守的消息传到座舰,南方政.府大总统召集各舰舰长及重要干部会议。
大家认为:赣南失陷,南雄不保,前方腹背受敌,战局当然恶化。总统株守省河,有害无益,还是离开这个困窘之地,别图发展为上策。
南方政.府大总统接纳了大家的建议,决定离开广东去上海。派人通知各国领事后,原订计划是乘搭商轮,但英国领事表示可派炮舰摩汉号护送去香.港,便改乘英舰。
南方政.府大总统离开广东后,八月十五日,陈炯明回到广州任粤军总司令。
八月十四日上午,英国皇后号邮轮驶抵上海,南方政.府大总统在吴淞登陆,上海各团体代表等候岸边,欢迎者约数千人,场面很热烈。
十五日南方政.府大总统发表护法宣言,全文如下:
“六年以来,国内战争,为护法与非法之争。文不忍艰难创造之民国,隳于非法者之手,倡率同志,奋斗不息。中间变故迭起,护法事业,蹉跎数载,未有成就,而民国政.府,遂以虚悬。国会知非行权无以济变,故开非常会议,以建立政.府之大任,属之于文。文为贯彻护法计,受而不辞。就职以来,激励将士,出师北向,以与非法者战。最近数月,赣中告捷,军势远振,而北军将士,复于此时为尊重护法之表示,文以为北军将士有此表示,则可使分崩离析之局,归于统一,故有六月六日之宣言,愿与北军将士提携,以谋统一之进行。
“不图六月十六日,护法首都,突遭兵变,政.府毁于炮火,国会遂以流离,出征诸军,远在赣中,文仅率军舰,仓卒应变,而陆地为变兵所据,四面环攻,益以炮垒水.雷,进袭不已。文受国会付托之重,护法责任,系于一身,决不屈暴力,以失所守。故冒险犯难,孤力坚持,至于两月之久,变兵卒不得逞。而军舰力竭,株守省河,于事无济,故以靖乱之任,付之各处援师,而自来上海,与国人共谋统一之进行。回念两月以来,文武将佐,相从患难,死伤枕藉。故外交总长伍廷芳,为国元老,忧劳之余,竟以身殉,尤深怆恻!文之不德,统驭无方,以至变生肘腋,咎无可辞。自兵变以后,已不能行使职权,当向国会辞职,而国会流离颠沛之余,未能集会,无从提出。至于此次兵变,文实不知其所由起。据兵变主谋陈炯明及诸从乱者所称说,其辞皆支离不可究诘。谓护法告成,文当下野耶?六月六日文对于统一计划,已有宣言,为天下所共见。
“文受国会付托之重,虽北军将士有尊重护法之表示,犹必当审察其是非与诚伪,为国家谋长治久安之道,岂有率尔弃职而去之理?陈炯明于政.府中为内务总长,陆军总长,至兵变时,犹为陆军总长,果有请文下野之意,何妨建议,建议无效,与文脱离,犹将谅之。乃兵变以前,默无所言,事后始为此说,其为饰词,肺肝如见。按当日事实,陈炯明于六月十五日,已出次石龙,嗾使第二师于昏夜发难,枪击不已,继以发炮,继以纵火,务使政.府成为煨烬,而置文于死地。盖第二师士兵,皆为湘籍,其所深疾,果使谋杀事成,即将归罪,以自掩其谋,而兼去其患。乃文能出险,不如所期。始造为请文下野之言。观其于文在军舰时,所上手书,称大总统如故,可证其欲盖弥彰已!谓陈炯明以免职而修怨,叶举等以饬回防地而谋生变耶?无论以怨望而谋不轨、皆为法所不容,即以事实言之,文于昨年十月,率师次于桂林,属陈炯明以后方接济之任。
“陈炯明不惟断绝接济,且从而阻挠。文待至四月之杪,始不得已改道出师,于陈炯明呈请辞职之时,犹念其前劳,不忍暴其罪状,仍留陆军总长之任,慰勉有加,待之岂云过苛?叶举等所部,已指定肇、阳、罗、高、雷、钦、廉,梧州、郁林一带为其防地,乃辄率所部,进驻省垣,骚扰万状。前敌军心,因以摇动,饬之回防,讵云激变?可知凡此种种,亦非本怀,徒以平日处心积虑,惟知割据以便私图,于国事非其所恤,故始而阻挠出师,终而阴谋盘据,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一逞。诚所谓苟患失之,无所不至者。且即使陈炯明之对于文积不能平,至于倒戈,则所欲得而甘心者,文一人之生命而已,而人民何与?乃自六月十六日以后,纵兵淫掠,使广州省会人民之生命财产,悉受蹂躏,至今不戢。且纵其凶锋,及于北江各处,近省各县,所至洗劫一空。人民何辜,遭此荼毒!言之痛心。向来不法军队,于攻城得地之后,为暴于一时,已犯天下之大不韪。今则肆虐亘于两月。”
“护法以来,各省虽有因不幸而遭兵燹,未有如广东今日所处之酷者。北军之加兵于西南,军纪虽驰,有时犹识忌惮。龙济光、陆荣廷驻军广东,虽尝以骚扰失民心,犹未敢公然纵掠。而此次变兵,则悍然为之。闻其致此之由,以主谋者诱兵为变时,兵怵于乱贼之名,惮不敢应。主谋者窘迫无术,乃以事成纵掠为条件,兵始从之为乱。似此煽扬凶德,汨没人道,文偶闻野蛮部落为此等事,犹深恶而痛绝之;不图为此者,即出于同国之人,且出于统率之军队,可胜愤慨!文夙以陈炯明久附同志,愿为国事驰驱,故以军事全权付托。今者甘心作乱,纵兵殃民,一至于此。文之任用非人,诚不能辞国人之责备者也。此次兵变,主谋及诸从乱者所为,不惟自绝于民国,且自绝于人类,为国法计,固当诛此罪人;为人道计,亦当去此蟊贼。
“凡有血气,当群起以攻,绝其根本,勿使滋蔓。否则流毒所播,效尤踵起,国事愈不可为矣。以上所述,为广州兵变始末。至于国事,则护法问题当以合法国会自由集会,行使职权为达到目的,如此则非常之局自当收束。继此以往,当为民国谋长治久安之道。文于六月六日宣言中所陈工兵计划,自信为救时良药,其他如国民经济问题,则当发展实业,以厚民生,务使家给户足,使得休养生息于竞争之世。如政治问题则当尊重自治,以发舒民力。惟自治者全国人民共有共治共享之谓,非军阀托自治之名,阴行割据所得而借口。凡此荦荦诸端,皆建国之最大方略,文当悉其能力以求贯彻。自维奔走革命卅余年,创立民国,实所躬亲。今当本此资格,以为民国尽力。凡忠于民国者,则引为友,不忠于民国者,则引为敌。义之所在,并力以赴。危难非所顾,威力非所畏,务完成中华民国之建设,俾国民皆蒙福利,责任始尽。耿耿此诚,惟国人共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