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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援，因为王占元已失欢于直系，直系不会出兵相助。何况直系正和奉系明争暗斗，自然没有余力过问湖北问题。
这些说客显然是有备而来，知道湖南的困难和心思。他们提出的好处极具说服力，特别是可以在鄂南驻军两个师，其军饷全由湖北方面提供，湘军方面还可以掌握汉阳兵工厂，使军火得到可靠的供应。这个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
湖北本来就对湖南人有吸引力，所谓的大湖南主义就是包括两湖。湖南有一句俗话说：“麻雀子飞不过洞庭湖”，若有机会实现大湖南主义，湖南人何乐而不为。加上湖南内部问题太多，扩军后军人也需要向外发展才能使湖南本身相安无事，因此湘省军人大为所动，均主张“援鄂”。首告奋勇的，是第二师师长鲁涤平。
北洋时代，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所谓“援”什么地方，就是出兵那里，就是去打仗。
但是，赵恒惕对于“援鄂”还是持审慎的态度，他有三个顾虑：（一）怕引起吴佩孚的武装干涉；（二）出兵援鄂与自治精神背道而驰；（三）湖南这时已答应陈炯明的邀请，出兵桂林讨伐桂系，而湘西又有滇军假道的风潮，这两方面已经费去不少兵力，无力“三管齐下”了。
六月二十四日，长沙又到了一位四川客人，自称为考察湖南制宪而来，这位客人就是前任四川督军熊克武。
熊路过湖北时，曾受王占元的盛大款待，因此在长沙的湖北说客以为熊是来替王占元做说客的。其实熊既不为考察制宪而来，也不为王占元作说客，是来秘密接洽川湘两省共同出兵“援鄂”的问题。
因为四川也和湖南一样，内部有矛盾，需要向外发展。川湘共同出兵，成功的公算自然大得多，因此熊克武到长沙后，又为湖南“援鄂”的势头加大了筹码。
赵恒惕毕竟比别人多看几步，虽然也蠢蠢欲动，但还是有些犹豫。有人向赵提出三策：第一是将夏斗寅的鄂军团（被湖南收容的鄂西民军石星川的残部，实力仅六七百人），改编为“湖北自治军”，暗中却令大量湘军改装加入，以充实这支部队。然后宣布“鄂军回鄂”，湖南则佯装中立，以避免予人侵犯湖北的口实；第二是派人疏通吴佩孚，如果吴能中立，就可以大胆援鄂了；第三是在湖南的国民党人保证，如果湘军出兵武汉，北伐军一定会改道江西而不通过湖南。
王占元于四月二十五日到了天津参加了曹银、张作霖、靳云鹏和王占元的四巨头会议。在这次会议中，王占元虽然只是陪客，无足轻重，但能跻身北洋巨头之林，是多大的荣耀？这时候的王占元可谓自得意满。
他从北方回武汉时，路过郑州，郑州车站上有吴佩孚第三师的学兵队在车站列队恭迎他。他目睹这些小伙子个个精神饱满，在倾盆大雨中队形整齐，大为触动。
想到回到湖北后，要下决心裁汰老弱，在强军上大干一番。
但是，他这个强军梦还没醒，六月四日，他回鄂的第二天，宜昌便发生了大规模的兵变。变兵大烧大杀大抢，还祸及了外国人的商店，惹起了外交纠纷。
六月八日，英、美、法三国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最严厉的质问，随后又提出赔偿侨民损失和劝告中国裁兵的觉书。
意大利公使竟提出组织各国联军开往各通商口岸保护外侨的建议。宜昌各国侨民公然提出在宜昌开辟租界，宜昌周围三十里不得驻兵的条件。
尤其让王占元不安的是，川军旅长胡济舟竟建议派兵进驻宜昌，划宜昌为四川的辖市，以避免国际共管。
六月七日，武昌又发生兵变，和宜昌一样大烧、大抢、大掠、大杀，武昌官钱局和造币厂在被抢以后又被放火焚烧。
武昌为督军驻节的所在地，而变兵又是王占元的直辖军队，使得王占元更加无地自容。
第二天他下了一道命令，变兵第二师第七团全团官兵一千八百三十二人准其退伍，欠饷一次发清，每人另给解散费二十元，劫来赃物准其携带，由火车免费遣送其回乡。
八日晚间，变兵们兴高彩烈地上了火车。车子开到孝感站，突然枪声四起，预先埋伏在车站周围的湖北第四混成旅兵士一拥而出，开枪射击。除了在黑暗中逃脱了数十人，其余的都被歼灭。
王占元用这样恶劣的手段处理变兵事件，收回发给变兵的欠饷和解散费。虽然追回了赃物，但这个手段太过卑鄙下作，为有良知的人所不齿，使湖北的人心和军心更加不稳。就连一贯迎合王的武昌宜昌两地商会，也都通电痛斥王的惨忍毒辣。
王乘马巡视武昌灾区时，看见督署发出的布告上自己的名字被人挖掉，知道自己在湖北已经是多么不得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