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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也应该是不能排除的。因此，杀宋教仁的主使人是应桂馨自己，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宋教仁死后，人们情愿花大量的时间在“谁是主谋……”上，但大家都忘却了宋教仁的最后嘱托：“请诸位同志继续奋斗，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勿以我为念放弃责任。务必继续走议会选举、阳光参政、公平竞争的宪政民主之路。”
或许，做为一个敏锐的政治家，他应该预感到自己的死会干扰共和的大计。事实上宋教仁的担心恰恰成为了现实。
宋教仁的死，不但影响了他死后的政局走向，也宣告了袁世凯和革命党人蜜月期的结束。
孙中山回国后，与陈其美、居正等在黄兴寓所讨论对策时，黄兴主张以国事为重，以法律为正当解决办法，但遭到激烈派戴季陶等人的强烈反对。
孙中山站在了后者的一边，并极力主张起兵反袁。他的理由是：袁世凯是总统，而总统指使暗杀，这决不是法律所能解决的，能解决的只有武力。
黄兴继而提出，南方革命党人武力不足，如贸然发难，恐怕大局糜烂，最终不可收拾。对此，孙中山不以为然，他极力表示宋教仁被杀并非一人之事，除从速起兵、武力解决外，决无其他办法。
但是，会上多数人认同黄兴的看法，起兵反袁的提议最终不了了之。
国民党人放弃武力反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国会即将召开。由于在议员人数上占尽优势，一些国民党人认为可以通过国会来制约袁世凯，“宋案”同样会得到公正的法律解决。
一九一三年四月八日，民国首届国会在北京召开，国民党议员一上来就给了袁世凯一个下马威，总统府派去致贺的代表梁士诒被认为是藐视国会而被斥回。
四月二十五日，也就是程德全公布“宋案”证据文件的前一天，国民党人张继（也就是前边提到的张溥泉）、王正廷被选为参议院正副议长，林森为全院委员长。
正当国民党为取得的胜利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却遭遇了迎头一棒。因为，不久后进行的参众两院议长选举，已经赢得国会多数席位的国民党却没能继续保持优势，众议院议长却落到了共和党的汤化龙头上。国民党在议会的影响力大打折扣。
汤化龙实际是共和、民主、统一等进步党系的党魁之一，背后有袁世凯撑腰支持。众议院议长选举时，在袁世凯的收买和分化活动帮助下，他经过三轮选举才勉强击败国民党的吴景濂。
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紧随“宋案”之后，另一件搅动民国初期政坛的大事发生了。
因为，也就是在国会选举的这天晚上，国务总.理赵秉钧、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里正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代表进行一场卓绝艰难的谈判，双方代表一直谈到次日凌晨，才将各项条款最终议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善后大借款”。
善后大借款是袁世凯以办理善后改革为名，向国际银行团贷借的长期巨额借款。双方交涉已久，最终在一九一三年四月有了结果。
清**在宣统三年与美国资本团、??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签订的清**为改革币制和振兴实业借款一千万镑的合同(资金到位仅十万镑清**就垮台了)。
袁世凯为摆脱民国初建时资金困难的处境，为处理善后问题，策划将这笔贷款改为民国北洋**的“善后大借款”。
北洋**许诺借款以盐税为担保，并把四国银行团列为北洋**借款的优先权国家。
袁世凯起初要处理的善后事宜，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结束南京临时**，首先是遣散南方的军队；
二、偿还积欠的外债和赔款；
三、履行对逊清皇室的优待条件。
四、整顿北京的统治机构，加强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统治力量；
简言之，就是解决革命中所产生的或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袁世凯以全国领袖自居，急于以解决这些问题来建立他的新统治体制和统治秩序。所有这一切都需要钱，而北京**本来就已濒临财政破产的边缘，一时又无法打开国内财源，所以只好向外国告贷，而最方便的乞求对象就是四国银行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