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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别人操心了，因为，袁世凯一个人满意就足够了。
我们说过了，南方革命党人，急急忙忙搞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是为了用法律来约束袁世凯。
对于中华民国的政体，同盟会内部，是有争议的。有人主张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总统权力很大。有人主张执行法国式的内阁制，权力在内阁，总统基本上是虚设。
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是坚决主张实行总统制的，被临时约法替代的《中华民国临时**组织大纲》，提出的国家政体就是总统制的。
但在为袁世凯制订临时约法时，孙先生又极力主张实行内阁制。在临时约法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国家实行内阁制，但内阁的权力是很大的。比如没有国务员的副署，总统发布的命令是无效的。
我们应该记得，任命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时，参议院特别强调要求他必须要认真奉行临时约法，可见大家对袁世凯是不放心的。
如果，袁世凯把内阁变成了自己的附属机关，所表现的是他根本无视《临时约法》的话，但他做的另一件事，则是对临时约法的肆意践踏。
这件事就是：公然杀害武昌首义的功臣张振武。
或许有人会问：袁世凯不是很讲求“约章”吗？一点不错，袁世凯是很主张建立和执行规章，如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但是，这只是针对别人的，至于他自己，特别是坐上大总统的宝座后，是不能受限的。所谓，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才是他想要的。
张振武，汉族，湖北罗田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初年军事将领，“武昌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早年毕业于竹山县高等学堂，后入湖北省师范学校，受到老师的影响，萌发反清反封建的革命思想。甲午战争后，变卖家产自费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政治，并加入了体育会，学习战阵攻守诸法。
一九零伍年助徐锡麟举义受牵累而避走日本长崎，加入同盟会。一九零七年毕业回国，于武昌黄鹤楼街小学任教，期间因宣传反清革命思想被捕。
一九零九年参加共进会并负责财务。
一九一一年成为武昌起义首义领导者之一，一九一一年九月，出席文学社与共进会决定起义的联合会议，预选为起义后湖北军**理财部副部长。此间回乡变卖祖产，以充革命经费。
一九一一年十月九日，汉口机关被破获后，清吏大肆缉捕党人。张振武不惧白色恐怖，曾与朱次璋、李华模等磋商，联络各方代表约于十月十日晚发难。有文字记载：十日清晨，方兴邀约甘绩熙、李华模、李南星和朱次璋等测绘学校革命党人一起商议，请李华模、朱次璋与张振武联系，李、朱二人返回后向方兴报告：张振武说，今夜必动。能白昼动更佳。
当晚，起义爆发后，张振武积极投入其中。
武昌起义后，参与组建湖北军**，任军务部副部长，代行部长职。主持军务十余日部署有序，颇具胆识。
保卫汉口、汉阳期间，凡民军赴前线，必亲往激励，以振士气。并多次印发白话文告，阐明革命大义及作战要领。
汉口失陷，派人往各州县办理民团。又亲赴青山、张公祠、梅子山、扁担山一带布置防御，并派员在前线招降北兵。
汉阳危急，亲率部属驰援，激战中负伤落水，几至溺死。后退守武昌，鼎力襄助总监察刘公守城。黎元洪出走葛店，主张去黎另举贤能，为黎所深恶。
汉阳失守、革命军士气陷入低潮，黄兴主言放弃武昌、退走南京之际，又是张振武坚辞批驳，以示反对。
张认为，武昌和汉阳有大河相隔，北洋军要想攻下并非易事；就算能攻下，也为其他各地革命赢得了宝贵时间。
至于黄兴所谓南下攻取南京，他认为不过是洪秀全一般的结局，并无可取之处。
北洋军炮轰武昌，炮弹一度落入军务处并炸死炸伤卫队三十余人，一颗流弹甚至落在了会议桌旁。
与会人等均吓得面如土色，唯张振武坦然笑道：“可移至楼下，照常办公，不必惊恐！”过人胆识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