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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妃竟是猜的极准。
第二天,登基大典的日期,正式公布了——就在“国丧”期满后的第三天。
算算日子,圣母皇太后为文宗显皇帝“静修祈福”的一年之期,眼瞅着也要到了,登基大典之后,圣母皇太后就该自天津回銮北京了,大喜的事儿,一件接着一件啊。
当然,所谓“大喜”,有人以之为喜,有人不以之为喜,这就不去说它了。
今上的登基大典,一拖再拖,终于拖到了“国丧”期满,台面上的说头,是穆宗毅皇帝弃天下,今上姊弟情深,哀毁逾甚,不忍在“国丧”期间行庆吉之事;而真实的原因,大多数人是这样认为的:“上头”不想沾穆宗的晦气。
如果在“国丧”期间举行登基大典,别的不说,坐在太和殿的宝座上,放眼望去,不仅太和殿内,个个一身孝服,太和殿外,从丹陛到广场,也是一片白茫茫的——哼,到底是办喜事儿呢,还是办丧事儿呢?
本来呢,就算是丧事儿、喜事儿一块儿办,也没有什么太大不了的,可是,穆宗之宾天,不仅是早崩,且死因过于吊诡,这桩丧事儿的晦气,实在是太重了,能不沾惹,还是不要沾惹吧。
不过,将登基大典拖到“国丧”期满,并不是一个常见的做法。
登基大典和新皇帝的合法性,虽然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对于新君的践祚来说,却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仪典,只有举行了登基大典,继统承嗣的所有程序,才算都完成了。因此,只要情况允许,新皇帝都会尽早举行登基大典,哪怕要看“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也只好忍一忍了。
拿穆宗来说,他是在热河“柩前即位”的,登基大典,则是从热河回銮北京后才举行的,已经算是拖了很长的了,不过,依然是在“国丧”期间。
新君继位上谕的公布和登基大典的举行,两者的时间,如果相距过长,最大的一种可能性,就是新君继位的争议较大,为稳妥起见,在登基大典举行之前,不能不先做各种威逼利诱的功夫,如此一来,登基大典就不能不向后拖了。
因此,也有人是这么想的:今上以女子继统承嗣,自古所无,当然属于“争议较大”者,“上头”忙着梳拢异议者,登基大典,就只好先往后放一放了。
不论为了什么缘故拖到“国丧”期满,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洪绪皇帝的登基大典,就要举行啦。
登基大典是目下朝野上下、庙堂阛阓最瞩目的一件事情,凡和登基大典相关的,都能“蹭热度”,其中的“头条”,得算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曾国藩进京陛见。
曾国藩此番进京陛见,主要目的,不为述职,也不是什么“观礼”——封疆大吏守土有责,非奉旨不得离开辖区,不管北京有什么庆典,不管庆典有多么热闹,对于他们来说,都没有“观礼”一说。
曾国藩是被派了在登基大典上“捧读表文”的差。
这个“表”,即是宣示今上正式登基的文诰,“捧读表文”是至高的荣耀,一般情形下,只有两种人有这个资格,一是地位最高的亲贵,一是首席殿阁大学士——曾国藩是文华殿大学士,正居殿阁大学士之首。
“地位最高的亲贵”,一共两位,一位装模作样的“自谦”,或者说“避嫌”,不肯干这个差使;另一位则是真正的“避嫌”——我已是闲云野鹤,这种事情,怎么还来找我,这不是难为人么?
于是,这个登基大典上第一风光的差使,就落到了曾国藩的头上。
事实上,曾国藩盈满之咎,常忌于心,并不愿出这个风头,而且,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亦实在不愿此时入京。可是,他找不到辞差的理由;另外,直隶总督衙门驻地保定,距离北京近的很,旅途谈不上什么“奔波”,也不好拿自己的老病说事儿,无奈之下,只好奉诏入京。
曾国藩的身份是多重的,每一重,都到了人臣的极峰:文华殿大学士为天下读书人之首,直隶总督为天下疆臣之首,一等毅勇侯则为天下世爵之首——亲贵之外,没有人的爵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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