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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张之洞，年纪还轻，资历还浅，必然是要听关卓凡的摆布的；而左宗棠、沈葆桢两个，勋重望著，办事情早就有了自己的一套章程，又都是典型的顺毛驴，不爽了就撂蹄子，哪里是关卓凡轻易摆布得了的？
其二，张之洞任福州船政大臣，主要是去负“政治责任”的，暂时不及实务。福州船政的实务，掌握在两个英国人手里：海曼奇，原皇家海军学院副院长，出任中国福州海军学堂“总办”；毕夏普，原“哈兰德和沃尔夫”造船厂副总工程师，出任福州船政局“总办”相当于总经理。
事实上，此时的张之洞，对关卓凡最大的作用，是拿来招抚“清议”用的，而“清议”里边，关卓凡找不到比张之洞更合适的人选了矮子里拔高个儿，“清议”里边，张之洞毕竟是脑筋最开通、能力最强的一个。
就是说，其实，张香涛是一个大花瓶。
主官官员即便清廉，所办企业尤一塌糊涂至此，若主管官员的私德不检，操守可议，那么，问题就更大了，就会发生“内部人控制”，公私不分，最终化公为私。
李鸿章就是其中典型了。
李氏“化公为私”的经典之作，是轮船招商局由最初的“官办”变为最后的“官督商办”。
这个案子，李鸿章幕后主使，盛宣怀前台操盘，十足十一部精彩的商战大片，但来龙去脉极其复杂，若详细讲明白了，狮子难免“水”之讥，只好大略言之了：
光绪二年，即1876年，盛宣怀动议，轮船招商局收购美资旗昌公司。旗昌股票面票价格每股一百两银子，但当时其实际价格已跌至每股五十六两。盛宣怀暗地用官款以实际价格收购旗昌股票，报给朝廷的，却是票面价格。于是，每一股四十四两银子的差额，就落入了李鸿章、盛宣怀的腰包。
通过这种手段，李、盛共侵吞了“官本”七十余万两白花花的银子。
这还不算厉害。
真正厉害的是在七年后。
光绪九年，即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李鸿章上奏，以两国开衅、法国人必攻击轮船招商局之船只，请将轮船招商局暂时过户到某中立国名下，俟战后再转回中国哎，给人家一点子手续费就可以啦。
朝廷糊里糊涂地批准了这个方案。
万没想到，这个“户头”，一“过”了出去，就再也没有“转”回来没有转回到朝廷手里。
法战结束后，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操作，轮船招商局虽然变回了“华籍”，但在这个过程中，“官本”被迫全部退出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的股本，变成了百分百的“商本”，成了所谓“官督商办”。
晚清最赚钱的“国有企业”，就这样被纳入了李鸿章、盛宣怀等私人的怀抱。
每读这段历史，关卓凡总能想到二十一世纪一个非常流行的词汇：m波。
嗯，大清特色m波。
李鸿章过世的时候，家族财产高达四千万两白银之巨。这个数字，绝对不是单靠传统意义上的贪污受贿能够积致的。李鸿章不是和珅，他始终在地方上工作，并没有那么多卖官鬻爵的机会。
盛宣怀过世后，他指定的遗嘱执行监督人很有意思，是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用了两年时间，才统计出盛家庞大的财产：总额为一千三百四十九万两白银。
盛宣怀的身份，和胡雪岩不同，始终是朝廷官员和“国企负责人”。
我们要问一句：李、盛之流的惊人的财富，到底从何而来？
事实上，李鸿章正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始作俑者，他和他周围及后续衍生出来的庞大利益团体，上下其手，将中国近代化的成果，用各种方式和手段，不间断地自国家搬到自家。当他们认为：搬的差不多了“国家”那边儿，已经基本空了便轻轻一推，清朝皇帝，这个他们侵夺的财富的名义上的合法持有人，就从宝坐上跌了下来。
好啦，改朝换代了，我们在“前朝”那里拿来的银子，袋袋平安了。
*(未完待续……)i1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