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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担子卖针头线脑的行商，在空地上摆摊设卖，然后陆陆续续的有跟多的行商加入进来，物资的品种也日渐丰富。
终于，嗅觉灵敏的京城商户开始在附近空闲处盖房起屋，建起了商铺，以取代那些小资本的行商，直至行商们被彻底挤出了这个新的市场。
周围的贫困百姓也从中得到了好处。商铺一座座建起，每个商铺都要招收学徒，周边百姓家年龄适当，机灵懂事的孩子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新铺子的伙计。
银钱支取暂时没有，但商铺中管两顿饭，这就等于别人给自家养着孩子了。干得好的，以后自然成为正式的伙计，就会有月钱支取，多一个人的收入，家中的条件就会得到不小的改善。
崇祯没想到自己当初只是出于同情穷人，更多的是为激发他们劳动积极性而作出的无心之举，正在培养出与繁华的江南类似的一批消费主体——中产阶级。
说是中产阶级可能稍微有点过，但这批匠户的收入已经远远超过了正常的温饱家庭。
如果按平均收入来算的话，军器监共有五百多名匠户，人均每月应在三两左右。这五百人出自两百户左右的家庭，要是其他家庭成员没有收入的话，每户一年将近四十两银子的收入来算，就远超普通百姓家庭总的年收入。
要知道，京师的百姓每户每年稳定收入二十两银子，日子就能过的相当不错。
那个年代又没有后世琳琅满目的商品物资，普通人举家过日子，无非就是衣和食。房子不用买，出行也不用买马买车，也没有更多的娱乐活动，物价又低廉，吃穿就成了消费主流。
事实证明，中产阶级才是社会消费的主体，也是拉动内需的最主要阶层。
那些高官勋贵家每日也是消耗巨大，但主要是以吃食为主，其他物资都是有事相求的人送的。对于严重缺粮的大明来讲，这些人消耗也是在浪费，对京师的经济起不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匠户们购买各种物资，相应的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比如给家里人每人做一套新衣服，就要用到大量布匹、针线。
经营这些商品的商贩就会加大对布匹的采购数量，织布的工坊的老板和雇工因为产品销路好而得到实惠，所以就会大量购买棉纱，纺纱的作坊和家庭手中就会有了更多的利润。商品都需要运输，车马行和商船的船主也从中获取了利润。而他们贩南运北的途中，就会去打尖食宿，因此酒楼客栈也因此受惠。
崇祯从锦衣卫每天汇集来的情报中看到这一条时，暗自高兴的同时，隐隐觉得有点遗憾。
他无意中打造出来的这个中产阶层人数太少了。
两百余户家庭，总人口也就千余，相对于京师百万人口来讲，能拉动的消费数额少的可怜。
除非是这个阶层的人口数量达到五万人或者十万人，那样就会在无形中拉动整个京师的消费需求，从而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但是这个模式巨大缺陷在于，它不能作为支柱产业存在。
军械只能提供给军队这个特定群体。也就是现在大明境内局势动荡，军械的消耗非常巨大，所以才有了一小群高薪阶层。
若是数年后内外奴贼全部平定剿灭，那军械的需求将会急剧下降，这些匠户们的消费能力也会迅速萎缩，这都是显而易见的结果，除非像后世某大国一样四处挑起战争，然后贩卖军械牟取暴利。
至于建立起有持续发展能力的支柱性产业，崇祯还没头绪，前世他既没经商也没当官，对这方面欠缺了解。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每个人的智慧都是有限的，到了某个时刻自有天才横空出世，去解决这些现在看来很棘手的问题。
现在崇祯要做的是，既然看到了中产阶层的好处，那就想办法扩大这个群体的规模，让更多人从中受益。
靠投资来拉动消费，至于资金的来源吗，只有崇祯的内帑了。那些豪门大户都是把银子藏在地窖里，最后便宜了别人。
这些人消费的主渠道就是青楼。酒楼都赚不到他们的银钱，人家自家的厨师比大酒楼的水平还高，没必要去酒楼花钱。
王承恩在皇庄中，把东厂派到各衙门的坐记发现的各种情况禀告了崇祯。
其中一条就是，各衙门的中下层官员，以及衙门里的吏目、随员、书办，很多人生活的并不如意。许多人对朝廷颇有怨言，后果就是在个人负责的政务处理上产生的懈怠情绪。
造成这一点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朝廷没钱。
那钱都去了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