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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报纸上的舆论管控如今还比较宽松，这些人自然也很乐意于借助报纸抒发自己的观点、宣扬自己所在的学派之学术观点，同时在选取文稿的时候也会倾向于选取和自己的思想观点接近的文稿。
以至于报纸上经常出现互相驳斥的文章，乃至于如今已经稳稳坐在关中学术最高位置上的关中书院，书院中很多先生都会忍不住挽起袖子下场。
当然，报纸上这种思想碰撞、生机勃勃的场面，对于整个关中的治学氛围，当然是很好的催化剂。
江左人士，之所以总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既是因为身为南渡世家，他们认为自己传承了华夏衣冠、圣人学说，也是因为他们在这些年能够免于战乱、勤修学问，提出了很多玄之又玄的新学说，对上从北方来的人，就会有一种“说出来你们也听不懂”的心态。
其实，关中书院能在罗含的主持下，运作流畅，且已经在天下都有名声，就是因为罗含在招募人才做书院先生的时候，打的旗号是“教化蛮夷”。
在那些江左才子们眼中，关中的遗民和氐羌人，可不就是蛮夷么？
所以他们多半都是秉持着这样的心态北上的。
而如今，已经算是关中人的这些书院先生们，以及关中本地的学者们，在报纸上营造出来的这种学术讨论，甚至可以称之为辩论的学术氛围，已经孕育出了很多新的观点。
这些新观点多半都是围绕着关中新政展开，讨论关中新政的哪一点做的对不对，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而这背后又牵扯着怎样的礼仪教化、道德文章。
其实整个过程就是在给关中新政建立法理基础，让原本在很多人看来离经叛道的新政，变成本该如此的纠错和变革。新
当然，关中报纸已经掀起的这种学术氛围，再加上报纸这个传播范围越来越广的平台，关中的学术影响力也在节节攀升，并且引起了江左的重视。
如今，杜英已经很少听到有江左哪位赫赫有名的学者说关中的这些新学术思想是蛮夷之说了。
乱世的确也有乱世的好处，就是乱世的人会在改进自己的学说知识、保住先贤智慧之传承的同时，也思索乱世为何会到来，之前的思想和制度的缺陷又在何处。
所以这也就让他们更容易接受新的观点，喜欢通过和别人的论道来改进自己的不足，而不是因陈守旧，坚定认为只有自己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不思变通。
现在关中的学术，观点新颖，甚至有些激进，江左这边也采取和关中相同的表达方式，不再是一次次坐而论道，同样选择在报纸上刊登自己的观点，有据理力争的，有谋求合作、互引为知己的，好不热闹。
这般其实已经类似于百家争鸣的场面，自然为报纸带来了更多的销量，说到底，这个时代的大多数百姓还是不认字的，真正对报纸有需求的还是那些世家子弟，而他们也一样是某个观点的支持者或反对者，自然也会殷切的期望能够得到同道中人的响应或者对手的答复。
正是借助着这一次次学术讨论，关中的报纸才能在江左稳稳的占据销量的高处，而和关中之间没有什么消息往来的本地报纸，被死死压住，只能被迫接受关中报纸的“指导”，乃至于图穷匕见的收购。
乌衣巷中的世家们，之前也已经意识到了这样可能带来的影响，但是取缔关中报纸只会引起那些兴致勃勃的学者们更大的反对浪潮。
尤其是这些所谓的学者······不但在民间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而且还都是十足十的喷子。
乌衣巷中诸公，可招惹不起。
否则稍有不慎就遗臭万年了。
杜英叮嘱道：
“报纸上的报道，还是要遵循如实的观点，尽量要让当事人来发声，而不是报刊替他们发声，比如这一次劝导流民北上，就要以流民的名义和口吻，听取他们的意见。
我们第一次组织流民北上，肯定会有很多工作不足的地方，这没有什么需要遮掩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这样才更加真实，也便于我们后续追踪报道对于那些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由此，才能够让天下人意识到，关中是真的打算做些什么，并且也真的正在做。”
郗道茂听得认真，已经忍不住掏出来小本本和炭笔写写画画。
这也是都督府上下的习惯了。
得益于眼前的这位杜都督，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冒出来一些发人深省的言论，令人猝不及防之下也只能以这种方式先写下来，再理解。
都督府的办事效率一向很高，命令上下传递几乎不会出什么错误，也是得益于诸如此类的小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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