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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在谈黄河问题，而是在谈修路问题。
只是把修路问题和黄河问题，做了一个抽象的比较。
简单来说，治黄河，需要一系列的前置。
即便说这些前置问题都解决了，真正要修的时候，还要面临征地、迁徙、组织、后勤、粮食、补偿、北美金银矿泡沫集资等等问题。
哪一条，都不那么简单，做起来都非常难。
那么，修路简单吗？
首先，是修，还是不修的问题。
这几年，实学派其实已经隐隐和传统科举士绅派，有点分庭抗礼的意思了。实学派本身，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读书人”群体。
既然是读书人，那么就不只是识几个字那么简单。他们是有自己的粗陋的政治理念，或者说实非判断的。
比如说，黄河问题。
这个问题上，倒是看不出什么。
毕竟，实学派和传统科举派，对修黄河、治黄这件事上，是没有分歧的。
传统派对于治河也是支持的，实学派对于治河也是支持的，这一点母庸置疑。
而修路问题，则有些不一样。
修，还是不修？
修路，是不是仅次于治黄、黄河河道问题后的头等大事？
这件事的优先级，是不是其实比别的事都要大得多？是不是今后二三十年，大顺朝廷的施政重点，就是解决这几条基建铁路运河的问题？
这，就和治黄河不同了。
自从刘玉扛起来黄河河道最折磨人的前期安置、迁徙、征地、解决山东盐场、大小清河河道重整等问题后，治黄这件事本身已经没有“治”还是“不治”的分歧。
最多，也就是类似赵翼给刘玉提的意见：是一条河道？还是南北两条河道都保留，北边走水南边挖沙、南边走水北边挖沙、各来五十年的这种区别。
也即是说，大顺内部，都认为，黄河的事，到这一步，就是今后几年、甚至十年的第一要务。
一切要以这件事为中心。
唯有如此，很多问题才能解决，才能举国之力来把这件事给办成。
但，修铁路、搞基建、甚至修运河，这就不同。
并不是说，所有人都认为，这将是日后朝廷的重点施政方向。要类比于当初大顺开国之初北伐辽东的态度，将国家的重点全都放在这方面。
故而，修，还是不修，这首先就是个问题。
修有修的理由。
不修有不修的理由。
李欗认为要修，所以希望刘玉给放个话。
这是一方面。
其次，刘玉本身在实学派这批人中是有极大影响力的，实学派是否可以认为修路是今后除了修黄河之外最大的事——这里，暂时并不考虑激进派和复古派的“均田乃天下第一仁政”这种必然会“革命”的思路，而是继续在保守派的“改良”的基础上考虑。不是说均田不好、不对，而是说，均田为天下第一仁政这种事，和李欗八字不合。简单说，他可以政变、可以兵变、可以靖难、可以宣武门、可以京城雪，但他肯定不可能十八骑潜伏商洛山中转战万里均田免粮天翻地覆。
是以，李欗问这话，意思就是在问刘玉：你觉得，假如说，有一天在修还是不修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那么你觉得，实学派会跟我走吗？
修，还是不修，这是首要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则更复杂。
假设解决了修还是不修的问题，那么，怎么修，就有说法了。
这里不谈什么征地、什么钢铁厂、什么开矿、什么挖煤、什么配套辅助产业之类的问题。
只说个最简单的。
修路，得要钱。
钱，怎么来？
谁出钱？
修出来的路，?归谁？
谁的收益？
如果归朝廷，钱从哪来？
如果不贵朝廷，收益怎么分配？
看起来，好像这是小事。
但实际上，这不是小事。
因为，得先清楚，在刘玉折腾下南洋等一系列动作之前，大顺的岁入，都快要被没有印度、北美不交税的英国赶上了。
就算不刨除掉养兵、赈灾、维稳、皇室、官员俸禄等等支出，大顺朝廷的财政收入，也就二三千万两出头，大顺朝廷，其实穷的一批。
钱从哪来、谁出钱，对大顺朝廷来说，就是个不可忽视的大之又大的事。
而既然是大事，那么只要修，多半是要出大事的。
出事，才有可能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