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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商路，某种程度上，都承担着维系国家的统一、不使产生离心的重要作用。
但这些年，随着刘钰上台主持对外贸易政策，实际上是悄悄地把大庾岭商路给彻底废了。
只不过因为不关系漕米问题，所以和废大运河不同，并没有立刻引爆诸多问题，也没有在朝廷内造成太大的影响。
但实际上，影响颇大，应该说影响了几十万人的生活。
无非这不是运漕米的大运河，这里的“百万漕工”，朝廷并不是很在意。
最开始，广东缺米，纵然丰收，也仅够半年之食。
所以，两湖地区的米，走大庾岭商路，一路到广东。
而刘钰上台主持贸易后，发展航海术，打造海军，开辟海运，使得广东现在吃的都是南洋米，而不再是两湖米。
他无意间就废掉了大庾岭的大宗稻米贸易。
至于剩下的，就更不用提。
生丝、茶叶、大黄、瓷器、棉布等等，也不需要走大庾岭商路去广东了，而是或者就近、或者改变方向去松江府了。
这里面随便一项，影响都在三五万人上下。
比如茶叶。
历史上引起了北美独立事件链的波士顿倾茶事件的武夷茶，加工中心在崇安星村，闽北地区。
大顺这边，前期因为台湾问题，以及时代惯性，以及荷兰等国在奥斯坦德茶叶事件之前没有直航、澳门在各国直航之前是最重要的茶叶中转地、各国要到三十年前才纷纷直航贸易等因素，茶叶的出口地也一直是广州。
形成了历史惯性。
而想要把闽北的茶叶运到广州，需要在闽北装箱，用人力运到江西上饶的运河口镇。
再从运河口镇，运到鄱阳湖。
而实际上，鄱阳湖才是大顺的茶叶中心。
除了福建的武夷茶外，两湖江西等地的茶叶，也是在鄱阳湖地区加工——除了西欧贸易，还有蒙古雪山等国内贸易所需的茶砖，以及俄国贸易所需的茶砖。而且西欧那边也不是只喝武夷茶，要在这里配两湖地区的其余茶货。
这里的加工中心长年累月，也有技术优势，北上南下都方便，所以这里成为了加工中心。
然后，去西欧的茶，在鄱阳湖分包，转赣江、过南昌、到赣州。
到了赣州后，沿章水到大余，走旱路，经挑夫挑着过大庾岭商路，去韶州，再经北江到广州。
单单对西欧出口的茶叶一项，靠此吃饭的挑夫，就有五万余人。
这五万人肯定也得养家糊口，稍微折算一下，就相当于至少二十万人的生计。
伴随着刘钰上台主持贸易，贸易中心北移松江府，茶叶运输路线自然而然也就发生了改变。
在刘钰牵头下，商会和贸易公司领头，以股份制的形式，开辟了一条新商路，修了运河和道路，连通了闽北和闽江，直接到福州。
从福州装船后北上松江府。
朝廷当然不会出这笔钱，商贾们没有人牵头也不可能搞股份制基建。
但是，这个基建投资是有利可图的。
茶叶省去了极大的运费。
大顺这边又搞外贸半垄断，并没有因为运费降低就内卷降价出口的情况，单单是省出来的运费，两年就够把投资的成本收回了。
既然能走运河和新商路去闽江，谁还挑着走那么远去广州呢？
仅仅茶叶贸易的路线转移，就影响了男女老少一二十万人的生计，其余的瓷器生丝粮食等，又要影响多少人呢？
这当然并不是他因此就可以贩卖鸦片的理由。刘钰听他一说大庾岭商路，内心唯一感慨的，便是“都是百万漕工，终究这关乎京城漕米的漕工，和岭南边陲的漕工，不是一回事啊”。
至少，朝廷对此可是不甚在意。
可能是，朝廷算了算，觉得真要是这些人起事，镇压一番杀了，其实比安置他们要省钱的多。
这个走私贩子的这些话，并不能引起刘钰对他的丝毫同情，只是让刘钰意识到，岭南问题也该提前布置一下。
京城在华北；经济重心在江南。即便废了大运河，华北和江南地区也是紧密联系的。
岭南地区的定位，又该是什么？才能保证南北之间的紧密联系？又不至使之快速衰落？
这个时代不可能有香港了。
要不要，通过朝廷的力量进行调控干预，将广州定位成“沟通本土和南洋的中转地、南洋米贸易的集散地”？最起码，容纳一些无地的失业人口做工。
还是说，保持原计划不变，仍旧通过国家干预，将所有的经济上的重要地位都让给松江府，包括南洋米集散和粮食期货等贸易，仍旧集中于松江府，搞出一个金融中心和工业中心地位？
想了想朝廷对诸如粮食期货之类的新事物的态度，以及皇帝猪圈养猪的心态，刘钰略作犹豫后，还是狠下心来。
心道：岭南百姓的命运，还是自发去下南洋吧。不衰败穷困，哪有动力自发下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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