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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看好你,依附你,也就根本没有实力!
想要有实力,就得拿出一个态度来,然后旗帜鲜明地宣扬这个态度。然后赞同你的人,才会从四方景从,才会在关键时刻,推举你作为代表!
那么,赵贵和的态度该是怎样?
这个问题,他反反复复地想了不下数十上百遍,最后确认了一点。如今史相权势滔天,将朝政尽数控制在手,如今的朝廷,明面上只有一种态度,那就是赞同史相的态度。
秉承这个态度的人,包括朝堂上无数文武官员,也包括了皇太子赵询。
既如此,留给赵贵和的,就只有另一条路。他其实并没有什么选择权。
而在他充满忐忑地走上这条路以后,又有了个惊喜的发现。
在这条路上,他并不是孤家寡人,至少,他有个强大无比的后援,那就是当今官家本人。
表面上,当今皇帝对史相的信赖,远过于当年对韩侂胄的信赖,几乎仿佛高宗皇帝之于秦忠献公。这几年来,朝野皆言相不言君,而官家无所作为,垂拱仰成。
这种局面,源于开禧北伐失败以后,大宋数十年积蓄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都丧失殆尽,人心大沮、朝野哗然,朝堂上君臣谁都不敢承担责任。
于是皇帝拼命渲染自己多么忠厚老实,都快把自己说成二傻子了;而各方政治势力也极力收缩,指望包括史相在内的寥寥数人出面收拾烂摊子。结果史相趁此机会一口气做大,反而拿捏了满朝君臣。
在此局势下,官家对史相的信赖,确有几分出于真诚,更多则是不得不尔。
不过,官家毕竟即位二十多年了,不乏牵制权臣的手段。沂王嗣子对史弥远的不满,便是他的手段之一。
史弥远的所作所为,如果大致能让官家满意,倒还罢了。某日里官家觉得不堪忍受,只须放出易储的风声,沂王嗣子身边,那些暗地里反对史弥远的政治力量,立刻就会剧烈膨胀,成长到足以和史弥远对抗的程度。
到那时候,官家高居九重,稍稍推波助澜,史弥远的下场便是第二个韩侂胄。而天下皆知皇帝始终圣明,坏事的始终是奸臣。
奸臣既然伏诛,草民们只要欢悦就可以了。每隔几年就有奸臣伏诛一次,无知草民们就欢悦一次,那倒也是个乐子。
但要实现这个牵制的手段,有两点必须得到保证。
第一点,是易储的风声不能太大,但不能没有。官家对自家的亲儿子毕竟喜爱,不愿意往他身上泼脏水。所以,深居禁宫的皇太子,便只有隔三差五传出身体不适的消息了。究竟哪几次是他确实不适,哪几次是皇帝故意命人宣扬,把小病渲染成大病、重病,实在难说的很。
第二点,便是沂王嗣子赵贵和,必须坚定不移地站在史相的反面。这是沂王嗣子存在的唯一意义,绝对不容有失。好在赵贵和也确确实实地厌恶史相,执行这个任务,丝毫都不犹豫。
皇帝把赵贵和当作工具,用来维持朝堂基本的平衡。
史相知道,赵贵和是皇帝的工具。他非常聪明,并不轻易触碰这个工具。
赵贵和自己也知道自己是工具。但在他的眼睛里,还看到了万万人之上的那个位置,他想要保留谋取那个位置的机会,哪怕万分之一的机会也好,所以就首先要做好工具。
为此,赵贵和调派些人手去煽动太学生,贬低史相的外交成果,逼迫他去和北朝放对,实在是份内之事,理所应当。
事情办完了,但不顺利。
有些出乎意料的,是那个北朝使者李云把史相的子侄痛打了一顿,又揪出了韩熙,以此来警示史相。
那韩熙本身,不过是个无用之人,他的存在意义,就只是某些时候可以掩护沂王府的意图。但史相何等聪明?这个掩护放在史相面前,顷刻就被拆穿。结果,袁韶这个临安府尹为了拍马屁,立刻就拍了大批人手,加强对王府的监控。
这种监控,毫无实际意义,赵贵和既不惧怕,也不在乎。但一群人既然堵在门口,终究看得心烦,沂王府将之视为挑衅,遣出护卫痛殴,那就更加理所当然了。
赵贵和转身看看真德秀,放缓语气道:“先生还是赶紧离开吧,城里遍布史弥远的耳目,万一露了行迹,保不准就要被弹劾。至于我这边……有些事情是非做不可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仅仅出于鲁莽……你放心,该明白的,我全都明白。”
真德秀习惯了自己学生日常里过分强硬的模样,忽然听他如此诚恳言语,简直不像是少年人口气,不禁愕然。
下个瞬间,他仿佛明白了赵贵和言语中隐藏的意思。他犹豫了好一会儿,欲言又止,最终深深地行礼,告辞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