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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各自封爵，只是将原本溢出永徽年间食封规格的一部分给裁去了。
宗室中唯一在这一次风潮中逆风而上的，就只有李恪一支的李千里了，从原本不无尴尬的郁林王改封新平郡王，作为皇帝优待宗室的一个代表。
李潼也不是抠抠搜搜，舍不得优待宗室子弟，实在是滥封之例一开，便是有害无益。
宗室子弟本就享有各种优待，若确有才能，无论从军从政都不愁没有出头之地。没有正事干的那真是一窝一窝的生，他家里就有这样一个种子选手，给太多优待不独会给朝廷带来极大的经济负担，也容易把人给养废了。
宗室封奖后，功臣的封给才是一个大头。李潼这一次归国靖难，并没有经历什么宫变阴谋，返回洛阳后便开始着手收拾烂摊子，该清理的也都清理的差不多，所以倒也不必再考虑什么屁股问题，可以本着一个公平公正、就事论事的原则。
在这一次靖国定乱中，长平王李思训叩关迎王、宰相欧阳通匡正礼仪、黑齿常之北击契丹、姚元崇大破突厥，此四者论功为功臣第一。李思训在宗室中已经被加了一百户的实封，欧阳通受封潭国公，黑齿常之改封瀛国公，各自实封五百户，姚元崇受封吴兴郡公，实封三百户。
至于其他功臣，也都各自量给封爵，受爵者还是以军功为主，一日之内，朝堂中再添二十多户爵门，其中绝大多数还是来自原陕西道大行台，毕竟都是相从于微的老同志们，如今总算取得阶段性成功，当然要给予褒扬回馈。
受爵之荣，并非人人能够享有，但接下来的靖国奖犒，则就凡所参事、人人有份了。群臣散阶各自递增三五级不等，短短半年多时间的努力，抵得上以往数年乃至小半生的奋斗，许多朝臣因此一步跨越三品、五品这样的高中阶层的鸿沟，自然是欢喜不已。
而对朝廷来说，通过这样的普遍提拔，既能增加朝廷的凝聚力，同样也提拔了一大批的少壮官员们进入中高层次，可以授给更加重要的官职，使得整个官场都生机焕发。
靖国时期结束，朝廷政事堂也迎来了一次格局调整。长平王李思训罢知政事，专掌宗正事宜。礼部尚书欧阳通则以开府仪同三司的殊荣致仕，荣养京畿。
姚元崇以吏部尚书参知政事，并负责接下来新朝第一届的冬集铨选。
原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格辅元以户部尚书归朝拜相，继续主持南北漕运事宜。原辽东道后军大总管娄师德，则以兵部侍郎拜相，并外任河北道安抚大使，全权负责河北道复治事宜。刘幽求以尚书左丞归朝拜相，负责扩籍编户问题。
杨再思以中书侍郎为东都留守，李元素则以尚书右仆射兼领太府事，掌管商贸事务。原辽东道中路大总管姚璹归朝担任门下侍中并领国子监，筹备明年科举事宜。
这一次的政事堂人员调整，虽然仍是七员宰相，但却少了许多权益应变的味道，宰相们各有专事，使得朝廷政事运转变得更加有条理秩序。
在这一轮人事调整中，李潼也并没有忽略他丈人郑融。虽然娘子郑文茵提出了限制后族的要求，但李潼自己心知外戚作为一股政治力量活跃于历史舞台中，自然有其存在的意义，并不仅仅只有祸国干政这一个方面。
太远的历史格局不谈，近世以来，外戚祸国的概念之所以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主要还在于他奶奶武氏一族的瞎折腾。皇后有鉴于此，不希望其家族过多干涉朝事，但若皇后一族太没有存在感，也是不妥的。
须知眼下活跃在内外的外戚家族并不只有皇后一家，李潼眼下虽然大权在握，但根基仍然不够雄大，还是需要唐休璟给他看着安西，唐先择、杨显宗等在军中也都是壮力代表。
就算皇后一族恬淡不争，其他外戚家族也都安守本分，但却防不住别人的邪念邪计。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为了保护他的妻儿，李潼也要给予他丈人郑融一定的势位，以达成一种内外均衡。
所以在权衡一番后，李潼还是封郑融为阳城郡公、并担任秘书监，在朝中占据一个上卿高位，以确保皇后母子不会受到外朝人事邪念的滋扰。
当然，这种情况也不会长久维持，安西陇右方面，随着郭元振等人的成长，三五年内唐休璟回朝，京畿宿卫系统改革成熟，越来越的的青壮将领成长起来之后，一些外戚味道浓厚的将领各自归朝荣养，也都是应有之义。
并不是李潼防戚如贼，而是想要维持长久的人情和睦，就不要把人放在错综复杂的世事中过多考验。诚如皇后所言，世道之所兴废，并不集中二三之选，只要制度、环境有所保证，必然会有才流涌现，争为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