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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第一道令式，很快就在民间引起了热议。
这一道令式，对于京畿周边的民户们是有着极大的诱惑力。长安民户众多，久为窄乡，均田令早已经形同虚设，土地大量集中在诸大户手中，但民众们每年仍然要承受租庸调的负担，还有各色课役。
虽然此前长安幕府已经免除了相当一部分的杂使，但仍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籍民的生存处境，人多而地少。
没有足够的耕地授给民户，这就使得长安周边大量民户沦为佃农，乃至于出现许多闲置的丁力，哪怕是想凭着一身力气养活家人，但根本就没有劳计可使。
解决这一问题，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直接将土地从大户手中收回，再量授籍户。但这种触及根本的改革，对社会秩序触动极大，眼下的陕西道大行台还没有做好相关的准备，所以只能采取这样的折中之计，将关内过于稠密的民力进行外调，充实边州。
青海一战，唐军俘获了大量的牛羊、人口，而黄河九曲之地对于诸胡整顿仍在继续进行着。当然，所谓的整顿主要还是以武力教化为主。
西河行社的胡部二五仔们，在尝到了甜头之后根本就停不下来，在雍王作为靠山的情况下，加上陇右军务的配合，极短时间内便崛起为陇右一霸，凡所见到的胡部都要骚扰一番，打得过那就直接干掉，打不过或者说得不偿失，那就卖股份，你出人出物、加入我，大家一起搞事业。
如此一来，就造成了陇边俘获的人口、牲畜激增，单凭赴陇的关内商贾们根本消化不了，只能由官府出面解决。
牲畜之类还倒罢了，可是那么多的胡部人口，该要怎么处理，也实在是让人头疼。陇边诸州虽然也在积极的扩大屯垦规模，但若全都是胡卒劳动力大规模聚集在一起的话，也是一桩隐患。
所以陕西道大行台所公布的这一桩开边令，一方面是在增加边州的唐人比重，一方面也是为了化整为零的消化那些胡部卒力。
没有利益的战争就是不义之战，唐军开拓之势虽然大壮，但总不能关内民众们只是喝彩喊六，到最后一算除了每年赋税多缴，啥好处都捞不到。
诸开边籍户虽然每年要承担一丁三月的屯垦劳役，但在当地却是官牛免租、户给一奴，生产劳动力不减反增。胡奴化整为零、分散入乡野之中，也能削减一部分集中管制的压力，让地方官府以及乡社团练参与到对这些胡奴的管控中来。
此前的长安幕府就算想将州县人力进行大规模的调整，但终究还是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可现在陕西州县俱奉雍王教令，政令的实施力度自然大增。
同时，以这一条开边令式作为陕西道大行台一道政令颁行，也算是确定一下陕西道大行台的为政风格，并不是关起门户专搞内政，而是以屯养战、因战益垦。虽然并不是全民皆战的军国模式，但在开边外扩方面仍要保持一个明快的节奏。
得益于青海这场大胜，如今整个京畿地区民众们对雍王殿下都是信心满满，因此令式短行几日后，单单在长安便涌现出了足足一万多户的开边籍户。
还有更多的民户，虽然也有参与进来的想法，但多多少少还是有些迟疑，想要在初步见到令式实施的成效之后再作取舍。毕竟小民生计维持本就艰难，任何一点微小的改变可能都会带来承受不了的恶劣后果，所以对于任何新事物都持谨慎态度。
对于这一道令式，长安幕府的态度就是积极宣传、但以自愿为主，为此雍王甚至专门组建一支内卫队伍，选募良家子并资深的故衣社徒，分道巡察诸州，以杜绝州县强派硬划开边户的做法。
除了这一道令式之外，长安幕府升格为陕西道大行台后，又面对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官员急缺。虽然诸州县正员官长仍是由神都朝廷选派，但诸参军佐员，则就由大行台直接任命。
雍王分陕而治，并不意味着完全脱离朝廷中枢的管制，如果要做比喻的话，更类似于一种外包的管制模式。陕西道诸州县每年仍然贡赋不断，但具体的行政事宜，朝廷就不会管控入微了。
所以，大行台招兵买马、包括自身的结构重组，也是当务之急。接下来一段时间里，李潼一直忙碌于此，随着犒军大使陆元方抵达长安，大行台才算有了一个基本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