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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了？”河西县政府内，地区行署专员兼河西县长王大壮一边刷刷地写着什么，一边问毕恭毕敬地坐在自己对面的河西镇镇长。
“结束了，那帮代表们可真难缠，提了一堆要求，都是我们不好解决的。”镇长摇了摇头，用无奈的语气说道：“专员，下次你让老陈去吧，我推了两个会议，就为了陪这帮人扯皮，实在是头昏脑涨。”
“老陈”是河西镇副镇长，分管交通运输及相关基建工作，这两天正在乡下督促一条三等国道的建设。而这位镇长刚才提到的会议，其实就是在东岸乡（镇）一级比较普遍的政治协商会议，其主要作用是向乡一级的政府提供各种建议，为地方建设出谋划策。
这种所谓的政治协商会议，其最初的形式，其实是乡政府办公会议的旁听。在东岸草创的那个年代，因为开拓边疆、凝聚人心的需求，一些新设乡镇的领导干部会不定期在院子里开会，并允许本地民众在院外旁听。
他们开会商量的东西多事关本地建设，因此百姓们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有时听得兴起了，还会在院外高声发言，说出自己的看法。而会议主持人（一般是乡长或分管副乡长）一般也会挑一些问题进行回答，以让民众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政府的相关决策。
应该说，这种不定期会议形式在早期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尤其那会他们需要民众做出巨大牺牲，一边开荒种地，一边承担繁重的劳役建设地方，很多时候甚至还要让他们上阵与原住民作战，这种会议可以说极大笼络了人心，让人们觉得政府还是为他们服务的，能够倾听他们的呼声。
再后来，随着各种制度的规范化，这种大院旁听会议也进行了改革，即由各县政府制定本县范围内各乡镇的定期政治协商会议。这种会议由乡镇一、二把手出面主持会议，与会的代表也都是从各行各业的挑选的，有农民代表、有工人代表、有军人代表、有商人代表、有文化界人士等等，反正各行各业都有，但不是平均分配名额，而是严格规定了比例，以确保这些代表们能够很好地代表每个乡镇的各个阶层——不然的话，基本就变成联合省、西班牙那种市镇议会的模式了，全是商人和贵族与会，其他人完全没资格参与。
政治协商会议的日期全国并不统一，而是由各县政府自行决定。考虑到各界代表们聚集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一般都是提前两个月以上进行通知。与会的代表有权对乡镇领导拿出的工作报告进行审议（不管他们识不识字），并提出自己的意见。理论上乡镇领导们并不一定要遵从他们的意见，因为按照会议制度，他们只有建议权，而没有决定权。但考虑到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对政府下一阶段的工作至关重要，因此乡镇主官们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做出妥协，以换取他们在其他方面的支持。毕竟，政治本身就是妥协的艺术嘛，这一点不奇怪。
老实说，东岸国内对这种制度并不全是支持的态度。顶层的政治家族们认为其“基本无用”，属于“劳民伤财”的行为，只会打乱乡（镇）一级的基层政府的秩序，让他们原本有条不紊的工作陷入混乱。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往往缺乏全局眼光，而且缺乏专业的政治素养，不明白国家是怎么运作的，对各种事情充满不切实际的臆想——把政治这样一项事关国运的事情交给一群“半文盲农民”、“只会敲榔头的工人”甚至是“唱戏的戏子”，是一种完全不负责任的行为，“他们什么也不懂”！
支持的一派主要是社会上有影响力但不从政的人士，他们可能很有钱，因此开始追求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他们在公开场合——如茶馆、咖啡馆——谈论政治协商会议制度，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让人民参政议政的制度。什么？人民什么都不懂？该死，你不能这么说！什么？不同的人民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他们搅在一起会把事情搞砸，效率低下？你这是不尊重人民！听着，你必须给人民一点念想，一点甜头，让他们因为辛苦工作而积累下的怨气有一个宣泄口，这对于统治是很有好处的。这就好比一个燃烧着的大锅炉，蒸汽压力不断增高，这时候你就需要一个泄压阀了。
当然支持的一派对现有的制度也有很不满意的地方。尤其是那些有钱的商人，他们对政府强行规定的各个阶层的比例而不满，他们无法接受与一个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的工人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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