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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八年八月，北京，紫禁城。
在这个时空，北方的巨变。没有人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明的命运从这一刻起拐入了另一条轨道，未来究竟怎样？没有人知道。包括穿越者。
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待问题，每个人总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同样，面对同样信息，每一个人会读出不一样的含义。在大明这种奇葩的以文御武制度下，没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
朱翊钧这段时间，就深有感触。进入七月份，文武百官开始关注朝廷的邸报，最近这上面振奋人心的消息不断，短短的一个月时间连续宣布了三件大事。
首先是一件喜事，户部经过一年的讨价还价，小皇帝朱翊钧万历八年七月二日，终于下旨批准朝廷新的俸禄标准，并公布各个级别官员新的俸禄明细。换句话说，就是所有官员都涨工资了。
没错！这件事朝廷上下期盼了很久，尤其是那些低级官员寄予厚望的俸禄改革，终于兑现了。大伙儿不仅仅是涨了工资，而且规定俸禄以后不用折色，再发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来充数，而是全部改成了银元——万历通宝。
几天后又一条爆炸性的消息刊登在邸报上，朝廷突然宣布辽东大捷，邸报上是这样介绍的：辽镇总兵李成梁、奴尔干都司指挥使王实诱敌深入，一举歼灭以速巴亥为首的十五万鞑靼联军。
炒花、暖兔、拱兔、黄台吉、布延等二十多个游牧部落首领不是被歼灭，就是被活捉，关外游牧部落这一役几乎被一网打尽，元气大伤，从此北蛮不敢南顾。
一个月后再传捷报——蓟镇大捷，邸报上这样介绍：蓟镇总兵戚继光率一万新军出关，在友军奴尔干都司指挥同知囊旺、游击将军赵甲两千卫所兵的配合下，经过四十九天的连续战斗，万里征战，直捣黄龙，横扫速巴亥、炒花、暖兔、拱兔、黄台吉、布延等三十几个部落在草原上的地盘。
此战一举荡平科儿沁、锡林格勒和呼伦贝尔三大草原，这些新占领的地方，将废除羁縻政策实施改土归流，纳入朝廷治下。这一役拓地干里，此不世之功，在大明两百多年的历史上，绝无仅有。
接连不断的爆炸性新闻，让朝廷上下瞠目结舌，目不暇接。小皇帝朱翊钧非常得意，这是在他的时代实现的丰功伟业。他一高兴，又给所有的官员多发了一个月的俸禄，美其名曰：奖金。
涨了工资，还拿了奖金，对于大明官员来说，这样的好事百年难遇，从朱元璋开始，朱家一个个皇帝都是抠门的要死，如果靠正常的俸禄，养活孩子老婆都难。总算遇到了这么个舍得花钱的，无怪乎大家都羡慕大宋，大宋弱是弱了一点，可特么的舍得花钱啊！
白花花的银元到手，工资也涨了一大截，尤其是清水衙门的官员心里面安定了很多，以后总算是不会“官不聊生”了。文武百官齐赞皇帝圣明，能不圣明嘛！喜欢发钱的老板才是好老板。
打了胜仗，又涨了工资，本来是件皆大欢喜的事情，可嗑瓜子嗑出了个臭虫，偏偏有人提出了质疑。发出不和谐声音的人地位还不低，正是阁老张四维。
他当然不是质疑皇帝涨工资、发奖金，这他哪里敢有意见。他质疑的是两场对外作战出现的不寻常情况。说起来他也理直气壮，那就是身为内阁成员，这两场作战从头到尾他毫不知情。
他还询问了各部同僚，这才知道两场大战从头到尾只有小皇帝和张居正知情，参与的部门除辽镇、蓟镇、奴尔干都司以外，还有东厂和锦衣卫参与其中。连兵部都没有任何人参与这次行动的决策。
这消息一捅出来，立刻就像捅了马蜂窝，文官们如梦方醒。都炸了毛，这还了得！这简直是岂有此理！没有文官的参与，武官怎么能够打胜仗，这不是打脸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纯粹是军方单独实现的伟大胜利，这让朝廷的衮衮诸公如何能忍？
文官们憋了一肚子气，都在互相串联，摩拳擦掌准备反戈一击。怎么反击？文官有的是办法。打了胜仗自然就要论功行赏，如何封赏戚继光、李成梁、王实三人就摆上了朝廷的议程。而掌握军功赏爵这些话语权的是文官，落到俺们手里，整不死你！
八月第一次大朝会上，以张四维、张翰为首文臣们，借着论功行赏之际，开始向首辅集体发难。
本来对武将的打压，这是惯例。你张居正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独断专行，把兵部排除在外。虽然这事办的漂亮，俺们今后对边关之事也可以省很多心，但是这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破坏了朝廷以文御武的规矩。
在压制武官这点上，文官之间很有默契，因此朝堂上舆情呈一边倒。本来是论功行赏，张四维当场把事情捅破了。现在好了，朝议的主题开始歪了楼，成了声讨张居正的大会。
文官基本上都不能忍，这纯粹是动摇了他们治国理念的根本。这么重大的战争，连内阁成员甚至兵部都不知情。张居正，你想改变祖制吗？你太跋扈了！
虽然张居正出面解释说，战争爆发的非常突然，同时是为了对军事行动进行保密，所以才出此下策。小皇帝也大包大揽，说这是朕的决定，不关张首辅的事。
两种解释根本没用，舆情汹汹，甚至发生近百名官员以辞职相威胁，必须严惩肇事者。文官们认为这事违反了祖制，也违反了程序，这是乱政。他们不敢直接针对皇帝，就把火力集中在首辅张居正身上。
不约而同，弹劾张居正的折子如雪片一样飞来，连地方的督抚也发来了弹章，他们根本不在乎朝廷打了胜仗，只在乎不能失去手中的权力。论功行赏一事也不了了之。
这可是很危险的事情。如果那些将士迟迟不能得到朝廷的赏赐，说不定会引起激烈的反应。可文官没有人在乎。时间很快就拖到了八月份，依然没有任何妥协。
文官反应如此激烈，皇帝加首辅都压不下去。好好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胜，没有人歌功颂德不说，小皇帝和张居正反而被搞得灰头土脸，这让小皇帝很受伤。
发生这样奇葩的事情，探本溯源，还必须从明朝文官和武将之间的关系说起，概括说来，武将领兵作战，和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
当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能平衡，冲突激化，以政治手段调剂无效，通常就会导致战争。有时候严重的天灾造成大面积的饥荒，百姓面对死亡的威胁，也会铤而走险，诉诸武力。
但是大明帝国文官的治国理念，则一贯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象征。他们具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上自国家，下至个人，不能把力量作为权威。
如果一个地区有什么特殊的经济利益，那么就应当加以压抑而不是提倡。至于天灾足以引起战争，则尤为无知妄说，因为从道德观念来说，天下的事物无不可以共同分配，灾民的暴动，乃是小人犯上作乱的劣根性使然。
觉得可笑吧？这就是大明文官所谓的儒家治国之道，其实很多地方和大宋一脉相承。
相对于文官，大明的武将他们所受到的训练和战争的经历却养成了和文官截然不同的气质。他们需要具备难确的选择能力和决心，着眼点在于取得实效而不避极端：冲锋陷阵，要求集中全力，对敌人的重点作猛烈打击；退守防御，考虑的是地形的险要和工事的完善，如不可守就要断然放弃；战斗胜利，就一心扩张战果，而不为其他问题而犹豫。
在一般情况之下，他们把自己和部下的生命视为赌博场中的筹码，必要的时候可以孤注一掷。而大多数文官则以中庸之道为处世的原则，标榜稳健和平。
武人在刀剑矢石之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在文官的心目中不过是血气之勇，即使克敌制胜，也不过是短暂和局部的成功而已。
在维持军队给养的问题上，同样表现了大明帝国政府重文轻武的风气。让军人自己组织和管理后方勤务，根本不能考虑；即使是在文官管辖之下，把仓库的地点按照战略需要来作适当的配置，也被看作有悖于平衡施政的原则。
这种风气还使军人退伍以后不能得到正常的社会地位。
明朝治理农民的根本方针是保持他们的淳朴无知，一个士兵退伍还乡，就等于增加几个无业游民，因为他在军队里所学到的技术和养成的起居习惯，已经难于再度适应农村的生活，事情的复杂性就会因之而增加。
军官退伍以后所引起的问题更为严重。在后世的国家里，一个退伍军官通常都受到应有的尊敬，如果担任民政职务，他的管理经验也能保证他胜任愉快。
然而事情适得其反，大明的军官在长期训练中所培养的严格和精确，退伍以后竟毫无用武之地。他会发现在军队以外，人们所重视的是安详的仪表、华丽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圆通无碍的机智。总而言之，和他已经取得的能力恰恰相反。
这种观念上的南辕北辙，使文官不仅在精神上对武官加以轻视，而且在实际作战中，他们也常常对高级将领提出无理的指责。
譬如：如果将领当机立断，指挥部队迅速投入战斗，那是贪功轻进，好勇嗜杀；要是他们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有利的战机，那又是畏敌不前，玩敌养寇。
兵士抄掠百姓，该管的长官自然要受到处分，然而事情的背景却常常是军功积欠过久。
军功审核由文官控制，然而一旦发生事故，他们却可以毫不承担责任而由将领们代人受过。
总之就是矫枉过正。也许是有鉴于唐朝藩镇的跋扈，明朝从洪武开始，就具有这重文轻武的趋向。经过了二百多年，大明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的阶段，对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上的最高点；换句话说，也就是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
这种畸形的出现，原因在于明朝的政治组织为一元化，一元化的思想基础则是两千年来的孔孟之道。如果让军队保持独立的、严格的组织，和文官集团分庭抗礼，这一元化的统治就不可能如所预期的成长、发展，以至于登峰造极。
这种制度既经固定，将领们即使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其社会影响，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这种制度和风气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早已被事实所证明。
这是个武将悲哀的时代。李成梁做出引寇入境这种丑事，其实也是被文官给逼出来的，小皇帝和张居正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加上其他因素，才轻易地放过了他。
小皇帝和张居正正因为这些年受王实送来书籍的荼毒，接受了不同于这个时代新的观念，吸收了”国外”一些先进的做法（其实是后世的一些理念），尤其是对管理学的学习，也意识到军队管理有必要做一些改变，甚至到了非改不行的时候。
速巴亥寇边这件事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验证的机会。本着专业的事情让专业的人干的原则，张居正和小皇帝两个人一合计，违反常规骚操作了一把，整个作战过程没有让文官体系参与，连后勤保障都交给了东厂和锦衣卫。
皇帝和首辅亲自主持大局，军队、锦衣卫、东厂三方通力协作，没想到竟会取得如此大的战果。只不过他们更加没想到的是文官集团的反扑，也是前所未有的，几乎所有文官都反对。这下子老师和学生，都成了孤家寡人。
还过二十天，各部队统帅就要进京献俘了，由于文官的不配合，京师什么都还没准备。这事闹得小皇帝心里很不是滋味，文武之争，文官已经到了不要脸的程度。
朱翊钧想做一个有为之君，这一次也感到有心无力。他打算乾坤独断，树立自己的威信。不过在此之前，小皇帝还是想找机会先和老师张居正谈谈。
从春分到冬至这段时间，除开三伏天一个月，每月逢三六九日，便是经筵的日子。经筵又分大经筵与小经筵，大经筵每月一次，定在初九日。这是大讲，也称月讲。剩下的八场经筵，称为小经筵，简称日讲。除了内阁与礼部、翰林院等文臣，余者概不参加日讲。
逢月讲之日，京城里头的王侯戚贵以及大小九卿，翰林院侍讲侍读，十三道御史四品以上六科言官都给事中以上的官员，都要列班参加，入殿站在两厢侍听。
讲毕，皇上循例命鸿胪寺赐宴，这顿筵席不但丰盛，且恩宠异常。不单参加经筵的官员们都能与席，即便这些官员的随从家眷，甚至轿夫马卒之类，都可以人坐尽享珍饫。
吃了还不说，席面上剩下的菜肴以及点心，还听凭官员们尽行带走。因此，有资格参加大经筵的官员们，到了这一天，莫不欢欣鼓舞。他们赶去参加，与其说是为了“听”，倒不如说是为了“吃”，久而久之，京城里头为这件事便有了一个说法，叫“吃经筵”。
今儿个是八月初九，又是个“吃经筵”的日子。大内文华殿，为经筵举行之地。万历皇帝初登基时，李太后听了冯保的建议，要趁小皇上出经筵而装修文华殿。当时因为国库匮乏，张居正力陈不可。
此事一拖就耽搁了几年，万历新政几年后，国库渐有丰裕，张居正便主动提出装修文华殿，这让小皇帝和李太后非常的满意。
去年冬至歇讲至今年春分这几个月时间，文华殿修葺一新，殿前与殿后两座门头上各添了一块匾，前殿门匾四个字：”绳愆纠谬。”
这四个字是李太后拟的，其因是前殿之侧，有一处附属建筑，叫“省愆居”，这名儿是嘉靖老皇帝取的，意为反省错误。李太后据此而伸张其意，这四个字乃内阁中书舍人杜诗写就。
后殿门匾额为：”学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经大法。”
这道匾文不单由李太后拟就，而且书法也是她写下的。匾文从左至右分为六行，每行二字。字为楷书，大有颜真卿笔意，只是古拙不足而秀丽有加。从前后殿两道匾文中，可以看出李太后对儿子的殷切期望。
今日进讲的讲官，乃翰林院侍读学士于慎行。他是隆庆二年进士，这一年的京试主考官是张居正，按士林规矩，这一年所有录取的进士与张居正都存在师生关系。
于慎行学问人品都很不错，因此很得座主张居正的青睐。张居正当年精心为小皇帝挑了六名讲官，于慎行列名其中。
于慎行今日进讲论语微子第十八中的第十节：“周公谓鲁公日：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这短短三十几个字，于慎行博征旁引，举偏发微，音韵铿锵地足足讲了一个多时辰。
当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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