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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做的原因很多，但有一点不可忽视：儒家重教化，轻法治。并不是说儒家不讲法，但儒家对法治的重视明显不够，依据儒家经典来解释法律也让法律条文有了更多的模糊空间，对地方势力的约束力迅速下降。刺史、太守的权力太大，也是地方割据得以实现的原因之一。
在此之前，孙策已经逐步在郡级重建尉职，分割太守手中的兵权，现在他打算恢复监的设置，剥离太守的监察权，在郡县实现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立，并形成三个基本独立的系统，不再混淆。
换句话说，杜畿以后升迁就不是转为太守，而是直接升任九卿。当然那是后话。就现在而言，最实际的问题在郡设立郡监。郡级的监察官本是督邮，是太守的属吏，向太守汇报工作。设立郡监，提升监察官的品级、俸禄，督邮依然保留，却从太守府剥离出来，由郡监负责。
换句话说，杜畿将增加大量的部属，而这些部属大多由他来推荐，是一个结私恩的大好机会。孙策不可能去考察每一个人，谁能做郡监，基本上由杜畿说了算。
杜畿并没有欣喜若狂，反而有些担心。孙策首先在荆州试行，这是对他的信任，也是对他能力的考验。做好了，他的前程不言而喻，孙策鼎立新朝后，第一任御史大夫非他莫属。如果办砸了，不仅会影响孙策的改制，还会影响荆州的安定，而荆州现在是不能乱的。
杜畿考虑了很久。“主公，事关荆州的稳定，臣以为风险太大，还是由其他州试行比较好。”
孙策笑了。他非常清楚，变更制度的阻力极大。选择在这个时候改制，又选择在荆州试行，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天子如果要纠集州郡，建立联盟，对他实行三面包围，面对关中和益州的荆州自然是最关键的前线，加强对荆州的控制是当务之急。加强控制务必要增加官员，尤其是增加对朝廷没什么感觉，在旧有体制下基本没有升官可能的官员。只有这样的官员遍布基层，才能将荆州真正的控制在手中。
但增加官员就会对现在的官员产生冲击，排斥在所难免，弄不好，甚至可能引发叛乱。要想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就需要增加荆州的兵力，做好应变措施。增加兵力需要有合适的理由，应对朝廷可能的进攻，在荆州实行军事管制，驻扎重兵，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理由。谁敢冒头，直接镇压，就像以通敌罪名清理荆州的世家一样，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和平时期反而不能这么粗暴。光武帝以皇帝之尊，亲自推行度田却遭到世家阻挠而失败，就是一个近在眼前的例子。
此外，杜畿是关中人，对他的猜忌和流言从来就没少过。杜畿亲自赶来汇报工作，表达了他的忠诚，投桃报李，在这个时候选择在荆州改制，许以第一任御史大夫的官位，就是对他忠诚的回报，一举两得。
“伯侯，这件事我已经和公瑾商量过了，他会与各郡太守通气，配合你的工作，张长史那里也不会有问题。荆州现在是前线，各郡太守又多是武人，他们的作战任务很重，正需要人来分担行政和监察的事务。有战功相诱，他们不会拒绝。其余诸州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反而容易滋生事端。你如果还是不放心，我亲自坐镇荆州。”
见孙策决心已定，杜畿没有再说什么，躬身领命。他随即提出一个建议：从南阳政务堂选择一批学生，充实到各郡。这些官员接受过基础的政务训练，又没有受到官场习气的污染，有读书人的抱负，朝气蓬勃，不怕得罪人，最适合执行监察任务。
孙策笑了。杜畿很谨慎，反而极力避嫌。南阳政务堂是由张纮负责的，算是张纮的弟子，而且以南阳普通百姓子弟为主，享受过新政带来的福利，对新政也最为拥护。将这些人补充到基层，就像将退伍老兵补充到基层担任亭长之类的职务一样，天然有超出普通人的向心力。
“伯侯，你为人谨慎，不愿惹人猜忌，这是好的，但凡事都有利弊，没有几个信得过的人，你也很难施展拳脚。那些人跟了你几年，吃了不少辛苦，总不能让他们一点希望也看不到。”
“主公说的是，可是臣……”
孙策抬起手。“荆州七郡，需要七个郡监，这些人不是政务堂的学生能够胜任的，由你推荐。你秉公而论就行，不必有太多顾忌。我只有一个要求，兼顾关中、洛阳，七个人中至少要有一个关中人，一个洛阳人。要不然新迁来的百姓心不安。你说对不对？”
杜畿感激不尽，欣然从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