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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高与低。全国的乡啬夫，都要“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这样征收的话，问题就来了。同样一亩地，上好的水田与贫瘠的旱地能相提并论吗？它们的产出能是一样吗？那么，这些田地的好与坏，皇帝与三公九卿不可能亲自一块块来看，那么谁说了算？
按产量的高与低的话。有些人看天吃饭，有些人多施肥、勤出力、精耕细作。那么对高产的人征收高额田租，是否会打击到百姓的积极性？
按照田地的多与少的话，有些人地少，有些人地多，但那些土地兼并者，却往往田连阡陌隐而不税。最后获利者是谁？
刘备中文系出身，没有研究过中国历代的税赋制，但他也知道目前大汉的税制严重失衡，该收的不收，不该收的乱收，然后把负担最重的百姓逼得无路可走，揭竿而起。而在天下大乱，中央朝廷权威江河日下的时候，又是那些不缴税的大地主大豪强门，摇身一变，利用自己的田地，聚拢人口，割据地方。他们就是附在大汉帝国身上的蛀虫，吸取帝国的鲜血，不断的壮大自己。
迫于形势，刘备暂时拿他们没有办法，甚至还需要进行合作。但未来税制改革的方向，他已经很清楚。那就是逐渐减少人头税，到最终取缔人头税；对于田租，逐渐改善征收的条件，到最终取缔田租。若是他做不到，那么就他让他的继任者来完成吧。
现在首要的，就是把田地分品。田地按好坏来分成品级，然后按品级来征收田租。这个办法，以前也有官员做过，山阳太守秦彭就曾经“每于农月，亲度顷亩，分为肥瘠，差为三品，专立文簿，藏之乡县”。但像他这样的亲民官，全天下又有多少？所以这种制度没有立法在全国范围推广的话，是得不到很好的贯彻的。这又涉及到了人治的问题了，一千多年后的新中国，依然存在着这个问题，就是行政长官调任后，他的施政主张就很容易被继任者推翻。因为人人都想在任内留下一些自己的痕迹，而不愿意萧规曹随。是以刘备他也没有把握在自己调离巴郡后，他所制订的制度，能不能保留下来，能保留多久？
不过，人不能因噎废食。事情总规是要有人做。于是在轰轰烈烈的造田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刘备的第二条政令也随之**了：重定巴郡所有在册田地之肥瘠，分上中下三等造册。以后田租按此依据征收。
这一次，拍手称快、欢呼奔走的人更多。上一次是无产者和流民获利，这一次，却是有产阶级和贫苦百姓获得实惠。
不过，也有人愁眉苦脸的叹气。李老四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老实巴交的一辈子，辛辛苦苦伺候着祖辈传下来的十来亩田地。本来让一家人活命也挺容易，可是之前的啬夫和里正相勾结，每次都以他自家田地里最高产量的那块地为准而估算田租。这如何能行？他虽然不识得什么大道理，却也知道他自家的田，有些好有些块，有些产量低有些产量高。只能按平均值，岂能取最高值？
他也言语抗争过，可惜被啬夫一吓，就老实了。到后来才知道，啬夫与里正就专门欺负他这等的老实人，多收来的，都入了他们自己的口袋。他一辈子也没得罪过人，一生中见到的最大的官也只是啬夫、三老、里正。想喊个冤都不知道衙门往哪走。这次啬夫等人陪了太守派下来的书吏传达刘太守的命令。李老四听得很明白了，就是要把自家的地，按好坏划分，好的多收点，坏的少收点。刘太守真是好人哪。就是这田地的好坏划分，刘太守会派谁来？若是让啬夫与里正主持，李老四已经不敢想了。
刘备既然要重定田地的好坏肥瘠，又岂能想不到下面的人会籍此讨要好处，任意胡来？他书信一封往罗耶珂处，让她遣一支人马来。又自郡县兵中，选拨一些家世清白的贫家子弟。打算与郡中各吏员组成数组，各赴各县巡视。如有不义，立即锁拿至江州城。
刘备自己也决定轻车简从，亲自下去看一看，看下面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就在欲行间，忽闻报蛮部有人到了。出去一看，却见罗耶珂立在那里，言笑晏晏，刘备心神一阵恍惚，不由喜道：“你怎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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