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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坦然地说出了那一句：我就是王成。
有人问蒋庆泉为什么一直保持沉默。
蒋庆泉回答道：“银幕上的英雄王成牺牲了，而我还活着，我有过那段经历，我不想给英雄抹黑。”
讲到这里，评论区沦陷了。
现场的参观者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英雄不应该被埋没，战俘经历了更严酷的折磨和考验，他始终坚持着要回到祖国，而不是去台湾。他们都是好样的，人民不应该忘记他们，政府更不应该亏待他们。他们是英雄！”
“历史不会忘记蒋老先生的，最可爱的人，共和国的土壤里面有他们血染的风采！”
“小时候《英雄儿女》的电影，王成的形象历历在目。现在才知道他竟然是我们县的老前辈！”
“请善待他。”
“祖国不能忘记，人民更不能忘记！”
王亮继而道：“士兵，对于战争的进程影响甚微，但是作为一个个体生命，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的独特记忆，它不等同于历史教科书上那些冰冷的数字和客观的记载。对于战争的意义和战争的记忆，在决策者、旁观者、历史研究者和亲历战斗的普通士兵间，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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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处的一年时间里，蒋庆泉同另外十五名战士分在同一个班。
每天的生活就是认罪和检讨，不讲功劳，只讲过错。
他们仍然可以穿军装，用着印着抗美援朝的陶瓷缸喝水。
但他们不再被认为是军人。
负责教育审查归俘的干部有这样的论断：“人民军队的字典里就没有被俘，被俘等于变节。”
在接受敌人的审问时，蒋庆泉告诉敌人：“每人一挺小轻机枪、吃大米白面猪羊肉。”
每个正常人都知道，这是为了对抗敌人的审讯。
但是审查的最后结果认定：他被俘后暴露了部队的武器装备。
蒋庆泉所在部队的师政治部为他提供了足够的支持，使他只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幸运地保留了党籍和军籍。
在后来的那场风波中，档案被人翻出来。
他受到了冲击。
运动的时候要斗争他，说他是叛徒。
公社屋里都是批他的大字报，墙上是，绳子上挂着也是。
吃尽了苦，受尽了累。
直到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的一天，民政局和组织部来了两个人，宣布取消他的党内处分。
那一天，在朝鲜战场上一滴眼泪都没流过的蒋庆泉，大哭了一场。
“后来，组织上问蒋庆泉他有什么要求吗？老人提了一个，希望得到一枚抗美援朝纪念章。政治部听到消息后，专门为老人特制了一枚参战纪念章。授予勋章的时候，蒋庆泉老人身着当年的旧军装，向他的老首长——当年志愿军二十三军政委，年逾百岁的裴老将军敬礼。老将军是由两名战士搀扶着走过来的，蒋庆泉汇报道：‘首长，志愿军23军67师201团5连担任步话员蒋庆泉向您报道。’裴老将军颤颤巍巍地将参战纪念章别到蒋庆泉的胸前，随即两位耄耋老人相拥着嚎啕大哭……”
王亮的故事也讲完了：“忠于祖国母亲，毫无二心，不离不弃！中国脊梁！军人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