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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国中因年饥乏食,致民不得已而为盗耳。缉获者,鞭而释之可也。遂下令,是岁谳狱,姑从宽典。仍大发帑金,散赈饥民。”皇太极宽待因饥饿而为盗的百姓,与崇祯督促部将“限期破贼、杀贼立功”的政策恰正相反。
[50]何柄棣: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一书中,认为明初人口六千五百万,到明末时已涨了一倍以上。
[51]王钟翰:〈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一文中,根据朝鲜〈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的资料,认为一六二一年时,努尔哈赤的兵数二十万,再加上妇女老少,“全人数当在四、五十万左右。”
[52]《天聪实录稿》元年三月初二日,“秀才岳起鸾曰:我国宜与明朝讲和。若不讲和,则我国人民死散殆尽。”《明清史料》甲编,天聪二年八月〈事局未定〉奏疏:“南朝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东华录》载天聪三年八月戊辰,“大臣同谋倡逃”。《明清史料》乙编载,崇祯二年二月廿一,袁崇焕塘报:“一日之内,降者竟前后接踵而至。”
[53]“七大恨”:一、明朝杀害金人的二祖;二、袒护金人的仇敌哈达;三、越界出兵,助金人的世仇叶赫抗金;四、明人越界,金人根据誓约杀了,明朝勒索金方交出十人来杀死,以资报复;五、明朝造成老女改嫁;六、移置界碑,抢夺金国的人参、貂皮;七、听信叶赫,写信来辱骂侮慢。
[54]“观其向背离合之意,以定征讨抚定之计。”见《两朝从信录》。
[55]当时满清的正式国号是“金”,史书上称为“后金”,以与宋朝时的“金”有所分别。到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才改为“大清”。所以本文中的满清,其实都应称“金”。“满洲”的名称,也要到改了“大清”的国号之后才出现,以前称“建州”或“女真”、“女直”(“真”字避契丹主宗真讳,改称“直”)。多数学者认为,“满洲”是文殊菩萨的“文殊、曼殊”音转。为便于读者,本文不将“金、清”“建州、满洲”“满族”等称呼根据历史年代而作分别。
[56]《太宗实录稿》:天聪七年十月,皇太极责骂主张出兵南攻之人:“天予我有数之兵,若稍亏损,何以前图?”
[57]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十二月杀岳飞。十二年正月,宋金和议达成,高宗赵构向金国上表称臣,表中说:“臣构言: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日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疋。”
[58]《太宗实录》卷十二,天聪六年六月,皇太极致书大同守将求和,信中说:“和事既成,自当逊尔大国,尔等亦视我居察哈尔之上可也。”
[59]皇太极来信的开头是(根据原信):“汗致书袁老先生大人”。(后来乾隆时修订《太宗实录》觉得语气太卑,才改为“皇帝致书袁巡抚”,但当时皇太极未称帝,决不可能有“皇帝”的称呼。)袁崇焕书信的开头是:“辽东提督部院,致书于汗帐下:再辱书教,知汗渐欲恭顺天朝,息兵戈以休养部落,即此一念好生,天自鉴之,将来所以佑汗而昌大之者,尚无量也。”
[60]后来皇太极在写给祖大寿的信中(那时袁崇焕已死),曾说:“尔国君臣,惟以宋朝故事为鉴,亦无一言复我。然尔明主非宋之苗裔,朕亦非金之子孙。彼一时,此一时,天时人心,各有不同。尔大国岂无智慧之时流,何不能因时制宜乎?”其实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一直自认是金的子孙,他为了求和,连祖宗也不认了。
[61]他后来在写给崇祯的奏章中说:“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所以他的知己程本直说:“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唯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唯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怕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所谓“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就是与金人议和。
[62]袁崇焕诗:〈东林党人榜中无姓名,书此志感〉:“忍将一网尽清流,不绝根株总不休,巧造祸胎偏点将,欲凭毒手取封侯(金庸按:魏忠贤奸党造东林党榜,并列出点将录,列举东林党领袖与梁山泊一百零八将相配,企图一网打尽,自己可藉此谋取富贵),曾知道学宜常讲,早识机关动隐忧。愧我榜中无姓氏,流芳不得共千秋。”
[63]《孟子·公孙丑》:“昔者曾子谓子襄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64]袁崇焕〈边中送别〉:“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
[65]袁崇焕〈山海关送季弟南还〉:“公车犹记昔年情,万里从我塞上征。牧圉此时犹捍御,驰驱何日慰升平?由来友爱钟吾辈,肯把须眉负此生?去住安危俱莫问,燕然曾勒古人名。”“弟兄于汝倍关情,此日临歧感慨生。磊落丈夫谁好剑?牢骚男子尔能兵。才堪逐电三驱捷,身上飞鹏一羽轻。行矣乡邦重努力,莫耽疏懒堕时名。”其中“磊落丈夫谁好剑?牢骚男子尔能兵”两句,写出了他两兄弟豪迈的性格,就诗而论,也是豪迈的好诗。
[66]袁崇焕的奏章中说:“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合马交锋,即臣去年,亦自城上而下攻。自今始一刀一枪,下而拚命,不顾夷之凶狠剽悍。臣复凭堞大呼,分路进追。诸军忿恨,誓一战以挫此贼。此皆将军满桂之功居多。”
[67]马耳丁的《鞑靼战记》中大吹葡萄牙传教的功劳,又说:“上帝对于信仰基督教的皇帝必予福佑,所以中国皇帝对鞑靼人(指满清)作战大胜。”其实天启皇帝信仰的是鲁班先师,并没有信仰基督教的上帝。
据冯承钧译、沙不列撰《明末奉使罗马教廷耶稣会士卜弥格傅》:崇祯三年,澳门葡人队长率士卒四百、大炮十尊入境效力。广州巨商恐失垄断中西贸易之利,厚赂朝臣,加以阻挠。后葡军队长公沙的西劳阵亡于登莱。《碧血剑》小说略取其意。
[68]《明熹宗实录》卷八六、天启七年七月丙寅,河南道御史李应荐攻击袁崇焕“假吊修款,设策太奇”、“不急援锦州”为过失,魏忠贤以皇帝的名义批示:“得旨:近日宁锦危急,赖厂臣(按:厂臣指特务机关东厂的领导,即魏忠贤自己,魏以宁锦大捷为己功。)调度,以奏奇功,说得是。袁崇焕暮气难鼓,物议滋至,已准其引疾求去……宁远督师,朕业特简枢臣,俾星驰赴料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