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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万公里的高空分辨出一艘大型邮轮的光学图像观测水平，这意味着中国在海上发现和瞄准航母这样的大型船只已经不成问题，反舰弹道导弹已经形成了战斗力。对于这样的不对称杀手锏武器系统，我们必须要抓紧搜集相关情报。”
张玉蝶性感地眯了眯眼睛。她的理解是：有关这方面的情报会很值钱。
张玉蝶与约翰确认了同“飞鱼”进行联络的方法后，立刻告辞。
约翰目送张玉蝶离开，喝了口咖啡，继续看他的报纸。约翰费尽心思在美国本土和世界各地招募华裔情报人员，就是因为在搜集中国的情报时方便进行渗透活动，毕竟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中国活动还是比较引入注目的，但是如果是同样黄皮肤、黑眼睛，说着流利汉语的华裔人员在中国进行活动就方便多了。
在约翰的记忆中，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最大的胜利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取得的，这期间中国中央政府和海外使馆内部爆发了实际的“内战”，中央派遣特别安全官到各地中国大使馆去肃清叛徒、修正主义分子和外国特务，在内部进行调查和撤职，这使得美国中央情报局取得意外收获，中央情报局从“文化大革命”运动伤害的人中物色目标。他们在这期间招募的中国间谍，最有价值的是一批在中国很有声望的科学家、作家和外交人士。七十年代中期，中央情报局把中国的一位导弹科学家招募到手，他向中央情报局提供了有关中国核能力的最精确的情报。这一情报证明中国在发展核武器和导弹运载工具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比中央情报局分析家们原先所掌握的要大得多。中国改革开放后，重要科技领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一直都被中央情报局列为招募工作的重点对象。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招募活动主要针对美国大学内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联邦调查局希望通过这些人了解中国政府到底对什么科技情报感兴趣。
与联邦调查局间接分析的方式相比较，约翰更喜欢用直接对话的方式搜集情报。约翰认为，最近二十年中国的发展非常迅速，如果不注意按照直接对话的方式搜集情报，就难以抓住最新的动向。在约翰的建议下，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计算机系统内已经储存了一大批中国的“聊天朋友”。约翰将中国的“聊天朋友”按照职业、政治态度、社会关系、家庭情况、性格、爱好等进行分类，以便确定哪些人可以通过公务交往随便聊天；哪些人可以通过吃吃喝喝聊到内部情报；哪些人可以通过心照不宣的办法建立情报关系。一旦中国发生重大事件，或者需要核对某项情报，约翰就打几个电话，发几份请柬，请来主管官员或某一方面的专家，酒杯一端，随便一聊，情报就到手了。
依照约翰的经验，要从中国人那里搞到重要情报，不能急于让对方作出回答，而要花上两三个小时，慢慢地谈。一般说来，中国人忌讳自己成为情报来源，所以要有耐心。多次会见同一人，可以产生信赖感，会搞到高质量情报。所以，在培养搜集中国情报的人员时，约翰注重把间谍情报人员尽早派到中国，让其亲身感受中国的实况，同中国人建立亲密的朋友关系，为建立情报来源打下基础。但是即使这样，约翰依然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搜集中国情报的工作还是需要加大投入，建立覆盖面更广的情报关系网。
约翰认为，在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崛起可能是这个时代最大的一个事件，其中潜藏着太多不确定因素。约翰经过长期研究认为，南海是中国和美国在军事上发生冲突的一个潜在因素。为了发展内部经济，中国当前倾向搁置与其他国家的领土领海争议，进行共同开发，但是最终控制南海海域仍是政策主轴。尽管在国际事务上，中国避免和美国唱反调，并对美国在东亚的驻军与政治影响尽量表现出模棱两可的态度，但始终为在南海与美国进行军事对抗进行着准备。中国自1991年起，每年的军事预算以两位数增长，其作战理论、军事训练、后勤采购和战略部署，几乎都是针对周边有争议的海域而来，以期在美国或其他国家介入争端时，能够有效遏制甚至击败对方。同时，中国领导层的目光并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南海海域，中国人实际上已经采取了扩大对太平洋“两条岛屿链”进行控制的战略。这两条岛屿链包括从日本一直延伸到印度尼西亚的“内岛屿链”和关岛至澳大利亚的“外岛屿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只要看一看中国人正在投入使用的武器平台的技术能力、适航能力等指标，就可以知道，这种能力实际上超出了从军事上应对南海争端等周边问题的需要。所以约翰认为，加强对中国的情报搜集能力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