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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科考队那条千吨级的科考船，连同船上的三十多人都失踪了，在天光放亮的早晨，无声无息的消失了。江西省政府出动了几十条船只进行了拉网式排查，历时一个多月，一无所获。
与之前所有的失踪事件一样，考察队的船如同蒸发在了空气里，搜救毫无线索。大约一个月以后，在鄱阳湖最南端的军都湖里，有渔民发现了潜水员的破碎的潜水服，氧气瓶，经过辨认确实是科考队失踪人员的装备，一个新的疑问随之而来。
军都湖与鄱阳湖本不相连，只有在涨水季节的很短时间里，两个湖才会通过狭窄的水道连通。科考船失踪时候，早过了涨水的季节，这些潜水服和装备是怎样从鄱阳湖来到军都湖的，所有人都想不通。而在军都湖里并没有找到科考船，这船又去了哪里呢?
有人推测，鄱阳湖底也许有通道与军都湖相连，遇难的潜水员正是被卷进了漩涡，沿通道到达了军都湖。也有人推测，当天夜里湖面发生了水龙卷风，科考船倾覆，而船上的一些装备被风卷走，落到了军都湖。更有当地渔民认为，科考船在水下的挖掘，惹怒了湖神，是湖神吞没了船只，而遇难者被湖神抛到了军都湖里。
湖神的说法显然荒诞不经，而前两种推测听上去有点道理，但实在缺乏证据的支撑。在科考船失踪前的一刻，修水县科考队的临时大本营里，曾经接到了科考队的海事卫星电话，打电话的是船上的副总指挥卢之祥教授，他只是告诉大本营，湖面上突然浮起了很多发出银色光芒的光点，像是某种自身发光的浮游生物，数量很多。而这时，卫星电话被强烈的电磁信号所干扰，听不太清卢教授的声音，不久电话中断，再没有了联系。
也正是因为电磁干扰的事，科考船的失踪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极大关注，干扰源是什么？干扰是如何形成的？干扰装置又是谁控制的？事件背后的谜底已经超过了找寻失踪人员的意义，曹队所带领的小分队只是第一批的先遣队，后面还会有源源不断的装备和人员补充进来。
曹队的小分队由六个人组成，除了我和小雷，刑侦大队技术处的蒋敏和小古，我们也是老相识，只是还有一个叫李国良的干警我不认识，而曹队似乎也不熟悉，只告诉我是北京雷达部队支援来的同志。我们到了南昌，又汇合了当地公安局的四名干警，乘车到修水时，水务局的同志和文化局的老郭加入进来，当我们坐船进入鄱阳湖时，船上的成员已超过了二十人。
显然，这么大的行动小组，并不是曹队所希望的，他不得不花了大量的时间协调安排人员的工作，还好，水务局领队的老陈，是个办事颇有章法，协调能力极强的干部，把行动小组的后勤工作大包大揽下来，分担了曹队最头疼的日常事务。
我们上船之前，开了一次工作会，制订这个阶段的工作计划。在曹队的分析中，我们除了寻找失踪的科考船，还有两个重要的工作要完成。一个是寻找干扰源，一个是搞清楚科考船失踪前，水上发光的漂浮物到底是什么，它与科考船的失踪到底有无关系。而这几项工作都需要进入湖中完成，所以曹队的计划是直接将指挥部设在船上，只留少数人员在岸边建立接应和补给点，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但这计划简直就是上一次科考的翻版。
曹队的计划完全依据我们掌握的现有情况而制定，表面看上去针对性很强，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完全无法对未知的突发状况有应对的措施。虽然我们携带的设备、武器远比上一艘科考船完备，但我们对失踪船只所遇到的危险一无所知，这种盲人摸象式的搜索，我觉得很难起到效果。但看到曹队似乎是考虑良久的决定，而自己也没有更稳妥的方法，便没有开口。
没想到的是，曹队刚刚说完工作计划，在整个小分队里，平常说话最少的李国良把话接了过去。
（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乎？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仿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问何故？--庄子《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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