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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间的河南从冬天里苏醒了过来,乱纷纷的好像和之前王李相争时没什么两样。
能够安心种田过日子的人是越发的少了,李密虽然败亡,人头在北地转了一圈,却没震慑住什么人,效果和王世充所想相去甚远。
所以战乱依旧没有远去,随着春天的到来,很多人从洞里冒出了头儿,匪患到处都是,有人甚至在瓦岗山重新打起了劫富济贫的旗号。
王世充的兵马经过一段时间的剧烈膨胀之后,明显后继乏力了起来,随之扩张也陷入了停滞的状态。
以剿匪起家的王世充于是又干起了他的老本行,四出剿匪,平叛,忙的不亦乐乎。
这种情形其实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一来呢,河洛本就是四战之地,一旦陷入战乱,就需要一些支撑点,不然战乱很难平息的下来,而王世充显然没有那样的眼光,同时也失去了那样的时机,他和李密纠缠的时间太长了。
二来呢,王世充的信用在之前已经用的差不多了,没人再去相信他的承诺。
三来,他的部下们大体分作了泾渭分明的三部分,一部分是他从江都带过来的旧部,一部分是李密降人,另外一部分则是以河洛大阀为首的洛阳臣子们。
这些人都有着深刻的矛盾,几乎可以用水火不容来形容,更让王世充痛心外加头疼的是,他最为依赖的江都旧部在和李密的连续交战中,伤亡惨重,等到李密败亡之后,他便不得不拉拢李密降人来压制洛阳城中那些顽固的世阀子弟们。
这个时候,很多洛阳人将洛阳城称为匪巢不是没有道理的,李密手下那些无法无天的家伙们一旦进了洛阳城,顿时将洛阳闹的乌烟瘴气,让人实在不敢恭维。
而这一年开头儿,匪患自不必提,李密部下大多投了王世充不假,可重又落草为寇也不少。
到了此时,河南的饥荒已经很严重了,匪患自然也就愈演愈烈,这是个在战乱时节很常见的恶性循环,山东人和河北人已经做出了典型的表率,所以不必细说。
更复杂的是一些匪类和李密旧部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于是也就显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他们流窜来去,时不时就能得到些补给。
实在不成了就就近找个熟人去投靠,得了粮草之后,转头就又没了踪影,比当初那些乱哄哄的乱匪奸猾多了。
王世充眼见匪患难平,怒极之下顿时动起了刀子,七八个地方守将被召回洛阳,没容他们分辩,便纷纷人头落地。
王世充传头各处,并严诏各部,通匪者斩,而落在他手中的匪首们,也不再去分辨其人才干,名声,或者是家世之类,只剩下一个死字可写了。
严酷的镇压其实并没有使匪患少上多少,河南乱的太久了,到了人命如草的今天,疯狂程度上差不多只能用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来形容了。
秉性刚烈的人越来越少,但不怕死的人却越来越多,这种矛盾的特征一旦表现出来,想要弥平匪患,是越发艰难了起来。
更为可怕的是,匪患纷起之外,各处的叛乱也多了起来,这也不奇怪,地方守臣们一见你治平的手段不多,给你来个见异思迁也就在所难免。
而王世充称帝的副作用也在持续困扰着他,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李密旧部们在悄悄的怀念着旧主,当然了,这种怀念并非具体在李密这个人身上,他们只是在怀念以前那些无法无天的美好日子。
张须陀的旧部们彻底已经失去了忠诚,裴仁基等人的死,给他们敲响了警钟,而且,他们也在暗自质疑王世充得位的正统性,在之后有些人陆续西去投唐就是明证。
而对王世充登位最为反感的肯定不是他们,而是居于洛阳的世阀子弟们,他们在接连受到重创,还要忍受着屈辱,和那些在他们眼中卑贱无比,合该千刀万剐的匪首们并列一处,强颜欢笑的时候,随之而来的便是对王世充这个得位不正的人的痛恨。
于是,接二连三的叛逃就上演了,王世充的中书舍人竟然在一年当中换了四个,一个是在裴仁基叛乱的时候掉了脑袋,一个叛逃李唐,被王世充捉了回来扒皮拆骨,另外两个成功上演绝地大逃亡。
一个带着家眷去投了萧铣,一个单骑出走,跑去了长安。
这还只是一个缩影,在王世充称帝之后,出走的河南世阀子弟根本没法细数,最为严重的时候,王世充不得不严令洛阳四城守将严查出城人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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