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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整个乡政府周围，再也看不到一户人家。石桥边的供销社代销点里，买些廉价的香烟火柴和肥皂，最大的买卖就是煤油和蜡烛。兼营一些布匹，以白布和红布两色为主。
代销点里还有一个营生，就是经营化肥和尿素。卖东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妇人，满脸的皱褶，却喜欢穿得大红大绿。她走路喜欢扭着水桶一样的腰，说话故意咬着普通话的尾巴，这些让乡民们很不耻。
这些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代销点里，有着除食堂以外的唯一的人间烟火。
有人告诉我说，老妇人的老公原来是供销社的一个主任。苏溪乡的代销点里原来还有一个面相姣好的女销货员。老妇人的老公在某个夜里摸到了女售货员的床上，老妇人大怒，拿着菜刀追了半条陇。结果把老公和女售货员追得无影无踪，从此就失去了消息。
代销点旁边有间小屋，是乡邮政所。邮政所里只有一个老得快走不动路的老邮政员，每三天收发一次县城发来的报刊杂志和信件。
诸如此类，这些就是苏溪乡的全部，简单、简朴。
我的宿舍下边有一条小路，蜿蜒着伸向山里。打开窗户，我就能看到巍峨的大山和小路上蜿蜒的人。
山里没电，睡得早。这个习惯让我习惯了很久。
睡得早，起得就早。每日天刚泛白，我窗户下的小路上就开始有着咭咭哝哝的声音。
推窗一看，乡民们或牵着牛，或荷着锄，轻声说着天气，慢条斯理地去做一天的营生。
看到我，都会抬起头打着招呼。
乡民过后，就是乡中学走读的学生，带着一罐饭，一路打闹着，早起去上学。
最后来的就是一群叽叽喳喳的小学生，他们看到我，都会尖笑着朝我拍手。有顽皮的小子还会冲着我的窗户，掏出小家伙快活的撒泡尿。
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依在窗户边，微笑着看他们如同鸟儿一样的欢畅。
小路上人静了，我就会洗脸漱口，有时候我会打开煤油炉，煮一碗面条做早餐。更多的时候我是空着肚子去办公室，等着中午食堂老王开饭的钟声。
日子就这样安静地过，我的社教工作几乎没有展开。我不知道社教应该要做什么，从来没有人来指导我。仿佛我就是遗落下来的一片叶子，随着岁月的沧桑，自生自灭。
柳大权书记曾经给我说，社教是五十年代的事。现在九十年代了，好像有回到历史的感觉。
关于社教，同我来春山县的一共有四个人，三个在城关镇。只有我，来到遥远的苏溪乡。
我见过另外三个同来搞社教的人。他们都在城关镇，都是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两个小伙子一个姑娘。
据说他们来自市委机关，身上有着大机关人的优越与自豪。我与他们比，简直就是个土包子，于是每想到此，心里就会滋生一种强烈的自卑。
我是小机关里出来的人，我之前连个正当身份都没有。所谓的身份，就是我连党员都不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机关人员。在严格一点，我还不是正式的行政编制人员。因此我不属于体制内的人。
我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答应来苏溪，除了我回天无力，还有一个让我心动的东西。我的领导说，只要我来苏溪，立马解决我的行政编制，让我不再是仰人鼻息的二等公民。
如今这一切，都已水到渠成。我不但是正式的体制内干部，头山还戴着个苏溪乡党政办秘书的帽子。
城关镇的三个社教干部打电话让我去聚会，我正无聊，收拾一下就兴致勃勃地去了。
他们在县委招待所招待我，准备了一桌非常丰盛的酒席。
席间他们大谈人生理想和抱负，他们都是年轻的党员，有一个在学校里就成了党员。他们的资历都比我好，毕业后就直接进了市委机关，我是毕业后两年才进的小局，而且还不是干部。尽管按照政策，大学生都有干部身份，可我，从来就没有享受过干部的待遇。
整个聚会里，我一直微笑，看他们指点江山。
三个同仁，一个毕业于北京人大，专门培养干部的学校，叫郭伟。一个毕业于中部省会，我们的学校比邻而居，他叫黄奇善。
只有那个女干部，毕业于衡岳市师范学院。但是她的背景最雄厚，据说她的父亲是我们市委组织部部长黄山，她叫黄微微。
黄微微与我一样，话也很少。不时微笑，对郭伟和黄奇善的敬酒，总是一笑而过。
到最后，她主动与我喝了一杯。酒后的她，如同脸上飞上一道朝霞，娇艳无比。
饭后我们都留了电话，郭伟主动买单结账，拿着零钱嚷着要走，说是工作紧张。
他们现在都是居村的干部，要下到村里农民家里去。对于我的工作，他们都艳慕不得了，说我一张报纸一杯茶，两腿一翘乐无涯。都说有空一定去拜访我。其中黄奇善好奇地打听我的父亲是谁。
我笑着告诉他，我的父亲是个南下的干部，一个很小很小的干部，小到可以忽略。
黄奇善一点也不相信我的话，又不好继续追问。只好拿眼一直瞪我。
我没有骗他！我的父亲确实是个南下的干部。他一辈子最大的职务，就是企业党委的党务委员。一辈子既没惊天动地的伟绩，也没让人津津乐道的趣事。他是个老实人，就好像我们家门口的一株千年柳树，一辈子默默无闻。
但他们三个对我的姿态视为莫测高深。只有黄微微，一点兴趣也没有。反而说了一句话，父辈官再大，路还得自己走！
临分别时，黄奇善拍着我的肩膀嘱咐我说，大家都是同路人，能提携的一定要互相关照！
我一笑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