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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有可能的。在他看来，这是一桩不容错过的好姻缘，更是况且一生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陈慕沙何许人也，乃一派理学宗师，现在虽受制于阳明学派，然而近几个月来，朝廷上推荐陈白沙入祠圣庙的呼声越来越高，皇上也属意于此。
一旦陈白沙入祠圣庙，陈慕沙的地位马上水涨船高，成为全国屈一指的理学宗师，即便压不过阳明学派，至少可能分庭抗礼。
一个理学宗师是什么地位？
那就是一派领袖，更代表一种权威，对许多法则都有最高解释权，并可借此影响朝政甚至左右朝政，只要礼法得当，甚至敢在一些事上跟皇帝叫板。
宋朝以后，儒学之外多了一门道学，也就是理学，儒学自然泛指所有士子文人，道家则专指理学中人。
明朝中期以后，理学复兴，地位已经高于儒学，一派理学宗师的地位更是远远高于文坛领袖，成为国家精神的一种象征。
理学学派的能力大到什么程度？在今天真是不可想象。
比如说，崇祯皇帝即位以后，朝政基本就把持在东林党手里了。崇祯一两年一换相，更是常规提拔重用杨嗣昌、陈新甲这类新人，就是想打破东林党对朝政的把持，结果还是无用。
最后崇祯皇帝自知天下事已不可为，北京城也绝对守不住，想迁都南京，凭借长江天险缓一口气，至少可以仿效南宋朝廷，此时东林党领袖刘宗周上书：春秋之义，大臣死封疆，国君死社稷。
刘宗周的话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解释是对皇上说：迁都绝不可为。
一句话，就把崇祯死死钉在北京城了。李自成攻破都城后，崇祯也只有跑上煤山悬梁自尽，临终前留言：文臣皆可杀。指的就是刘宗周这些东林党人。
这就是一派理学宗师的权威性，连皇帝也不能不为之屈服。嘉靖朝时，嘉靖帝虽然比崇祯更为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私下里的很多事情还是受制于朝臣。
刘宗周阻崇祯南迁的事虽是明末，但在明朝中期，理学的地位与权威已经不可撼动。嘉靖帝征召陈慕沙入朝为官，也是想打破朝臣中阳明学派诸臣的胶结盘固之势。
周鼎成并非贪慕权势的人，他平时跟练达宁、陈慕沙交情都不深厚，就是懒得攀交权贵。他生此念头是为况且着想，那可是勤王派的使命。
如果况且一旦和石榴成亲，陈慕沙衣钵传承的事则是板上钉钉，如果况且以后真能成为陈派理学宗师，那么他受护祖派追杀的事就自然化为乌有了。
几代帝王，不知多少人动用了多少关系，想要让皇上对建文帝追随诸臣后代进行大赦，都未能如愿，不是皇上不愿，而是皇上也没办法，那毕竟是祖宗的法令，身为子孙无法更改，否则就是大不孝。
但况且如果能成为理学领袖，自然可以对此事做出另外一种权威性的解读。皇上进行大赦，就有了充足的理由，因为在法理上，不可能有人比理学宗师更权威。
刘宗周对“国君死社稷”的解读是崇祯必须死守京城，等于给崇祯帝插上了殉国的标签。如果做另外一种解读，只要还有一寸国土，国君就不必死守一处，京城不是非死守不可，崇祯帝完全有可能善终。
历史上此类案例比比皆是，不要太多。唐朝皇帝动辄逃出京城前往蜀中等地避难，玄宗、代宗、德宗乃至后来的僖宗都是如此。宋朝更不必说，最后一寸国土是在海面上的一艘大船上，也依然不违反国君死社稷之意。
然而刘宗周做了此种权威性解读后，无人敢反驳，连崇祯皇帝也不得不认同。实则天子以四海为家，无处不是家，无处不是社稷所在，这才是大一统帝国对“国君死社稷”这句话最合理的解读。
况且既然不愿意转移，对逃亡隐匿的生涯深恶痛绝，也就只有走这一条路。虽然漫长艰难，却是唯一可行可靠的路。然而，萧妮儿却成了这条路上第一块绊脚石。
周鼎成在庙里客房里对萧妮儿做了一番剖析，给她解释她跟况且的事如何不可行，即便真想要跟况且在一起，也不是现在，而是等况且和石榴正式定亲，甚至等他们完婚以后，再设法劝说石榴，允许况且纳她为妾。
萧妮儿听了周鼎成的条分缕析，懵懵懂懂明白了几分，知道事态的严重性。她原以为况且已经定了婚事，这样就是少奶奶容得下容不下她的问题，现在却变成了石榴愿不愿意当这个少奶奶的事了。
“大哥，你说怎么办？只要为了他好，我宁可自己去死，也不会连累他。”萧妮儿眼中噙着泪珠，表明心迹。
“你应该这样做。”
周鼎成当下说出一番想了一夜才想出来的山人妙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