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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睁开双眼，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个穿着白大褂忙碌的身影，伤员实在太多了，临时搭建的后方医院已经没有多余的空地。许多轻伤的女战士经过简单的培训就上岗帮重伤战士清理伤口、止血、包扎。虽然距离硝烟纷飞的战场很近，但是根据1950年10月21日生效的日内瓦公约规定即使战争时也不可攻击医院，这里除了病痛折磨、生离死别，并没有炮弹和飞机轰炸的威胁。
我抬头看看四方，仔细寻找红旗她们几个，爆炸的时候她们就紧紧跟在我后面，应该伤的更重一些吧。我挣扎着想从床上下来，可是却浑身使不上劲，包扎的绷带上面已经满是血迹。一旁的小护士赶忙阻止我，让我好好躺着，还说我们几个同来的女战士当时被爆炸的炮弹碎片打到，由于卧倒比较及时，身上并没有关键性伤害，但是皮外伤很严重，需要静养。我很担心温祺源有没有安全逃出，忙追问：“那其他同志呢？温排长有没有受伤啊？”老四张美丽和我隔了3个病床，她昨天就苏醒过来，已经将事情打听得一清二楚。
她让我不要担心，大家都平安无事，大姐红旗脸上伤的比较严重，二姐小曼后背被弹片刮得比较厉害，老五靓靓腿上有一块大伤疤，她和老六哈尼没有大碍。我顿时舒了一口气，又打听温祺源的下落。美丽说：“温同志没有被炮弹打到，只是屯兵洞塌下来他被埋进去了。”“什么？埋进去了？”我追问到。老四赶紧补充道：“后来被支援的战士挖出来了，没什么大碍，就是有轻微的脑震荡。轻伤的不下火线，继续战斗。我们文工队只剩下六朵金花了，大家的伤口需要时间好好愈合。领导研究决定等我们全部苏醒过来，下午就送回国内治疗。”
悬着的一颗心终于安定下来，下午我们就坐上回国的“闷罐车”，由于条件有限，这种车没有座椅，也没有窗户。同行的伤员们都横躺竖卧在车厢里，车厢里舖的是杂草、烂席子、破被子、七零八乱的破军装。这些物资很多都是从联合军身上拔下来的，上面沾满了血迹。我和靓靓、小曼她们几个一路上都没有说话，默默地看着那些病重的战士们。他们的军装破乱不堪，包扎伤口的绷带已不是白色的了，本来是鲜红的血，已经变成黑褐色，凝固了，变硬了，紧紧的贴在他们的头上、腿上、臂上、甚至全身。没有足够的医护资源更换，里面细菌很多，伤口已经化脓了，但是他们都没有哭。我摸了摸口袋里的徽章都还在，能够活着回来比什么都幸福，还有什么资格去抱怨呢。
到达北京的时候，正逢学校组织学生去火车站站台上，迎接从朝鲜战场上回来的伤兵。个个手拿三角形的小彩旗，整齐的列队站在站台上等候列车进站。当列车进站打开车门的时候，同学们就高呼口号：“向志愿军学习！向志愿军致敬！向最可爱的人学习！向最可爱的人致敬！…”，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之类的歌。
我们又坐专车转到了舜吉军分区医院，李队长带着文工队其他战友已经等候多时了。他看到我们虽然挂了彩，但是没有缺胳膊少腿回来了，非常满意，不停地说：“好好好，你们都是好样的。上头嘉奖你们的文件已经传达下来，你们都立了二等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好好养伤。”下午的时候军报有女记者过来采访，想把我们六朵金花的事迹写成文章发表出去。大家都婉拒了，有的战友经过外科手术，永远失去了健全的体格，只能被迫转业；有些患上战争创伤后遗症，很难融入正常的世界；更有许许多多人被完全遗忘在朝鲜战场，客死他乡。我们拥有的实在太多，比起他们太卑微，有什么资格以胜利者的姿态享受别人的赞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