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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开便说：“不丹的幸福感是在很特殊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特殊条件是：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不高，但与外界隔绝，还有宗教信仰的背景。丹麦则不同：拥有发达的经济与高福利待遇，是贫富分化最小的国家，‘2010年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中清廉指数排名第一，民.主政治成熟，法治、安全感和生活可测性强、生活方式轻松。”
宋副区长发现我如此看待问题，深表赞同，频频点头，肯定道：“看问题很透彻，我简单把你的观点总结一下，今天我们中国讨论幸福应置于现代的背景之下。是不是认为，现代幸福的条件，必须具备要有清明的政治、繁荣的经济、健康的社会和绿色的生态，对不对？”
我当即赞成道：“建设幸福,公平正义当为主线。”
“嗯。”宋副区长又是连连点头。
我的兴致由于宋副区长的肯定，情绪达到高峰，既然能聊得来，我就继续发话：“区长，现在我们谈幸福，十之八.九得出结论是我们不幸福，包括衣食无忧的我来说，也是同感。您认为是什么造成了这些不幸福？”
宋副区长点头答道：“的确是这样。我觉得最基本的还是两个问题，一是民生问题，现在收入、住房、就业压力都很大；另一个是这个社会缺乏公平正义造成了人们生活的不幸福。”
“其实，关于幸福的建设可以有两条线，一是民生，当然这很重要，现在我们政府在建设幸福社会过程中，主要在围绕这条主线。而另一条主线是公平正义。依我看，公平正义比民生还重要。”
我追问：“为什么说公平正义更重要？”
宋副区长说：“要知道，最大的痛苦是没地方说理，令好人寒心的社会就是最坏的社会。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道德的基础，道德的底线就会丧失；没有公平正义，不满和冲突就接踵而来；没有公平正义，每个人都觉得是受害者，都是弱者；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合理的财富分享；实际上，没有公平也就没有真正的民生；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的稳定，社会都不稳定了，谈何幸福。所以，我认为公平正义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
宋副区长继续说：“但是现在我们谈幸福的时候，主要还是强调民生，对公平正义的强调还是非常弱的。我觉得如果没有公平正义，民生状况也是改变不了的。”
我听到了宋副区长的真知灼见，心里很畅快，毫无顾忌的总结道：“能不能这样理解？当人们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不是公平正义的环境时，再好的民生也难以增强人们的满意度。”
宋副区长笑望我，答：“没错。幸福感是相对的，产生于比较，要紧的不是我们有什么，而是我们有什么而我们的邻居却没有。幸福来自相对成功，不幸福源于相对剥夺。所以，你看现在几乎所有的人，尤其是大家还比较羡慕的一些人群，都在说自己是弱势群体。普通公务员、领导干部、警察甚至有的法官都说自己是弱势群体。他们都是弱势群体的话，工人、农民怎么办呢？其实这个现象意味着几乎所有人都对自己的状况不满。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状态当中。我认为这不正常的原因就是缺少公平正义。观察当今中国的社会生活，人们可以注意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我把它叫做‘牵出现象’。首先是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行为的失范：权力的霸道和蛮横，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执法部门的*使得一些地方的民众有冤无处申；*开始成为一种民众无可奈何甚至只有默认的现象；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强势利益集团在财富的掠夺上肆无忌惮，对公平正义造成的严重侵蚀导致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我感叹一声：“权力都失控了。”
宋副区长苟同我的观点：“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同时，政府公信力丧失，道德优势弱化，只能越来越依赖强力与强制。”
我继续感叹：“这是最可怜的。”
看来我俩这是遇上知音，宋副区长对我的情绪把我的很准，对我的“可怜论”赞同道：是的。所以我认为政府的第一要务不是发展经济，而是维护公平正义。我想，如果在建设幸福社会的时候，强调这一点，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将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