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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五年春，刚刚稳定下来的大明江山，忽然又变得风雨飘摇起来。倒不是因为奕詝、奕欣这对贼心不死的活宝弟兄。这个时代还不是后世的民国，造反叛变的时候都要发一通通电，弄得天下无人不知，有时候还会打一阵“电报战”，用通电骂街。眼下还木有那么好的通讯条件，电报什么的，库伦和西宁的人们别说用了，连见都没见过。所以他们造反的事情，应天方面一连好几个月都不知道，直到当年夏季才晓得奕欣造反，到秋季的时候才知道大清朝又回来了！
而在春季，真正搅动人心的却是报纸。报纸这个东西应该算是朱济世自己带到中国的。他在香港办的《大公报》当年就是一份强烈鼓动反清的革命刊物。虽然知道报纸宣传的厉害，但是朱皇帝并没有在占据广东之后采取严厉的新闻管制，而是允许一定限度的新闻自由。迁都应天之后，又在颁布的《钦定大明宪法》中明文规定了新闻自由的尺度——不得反对皇帝，不得危害大明国家安全，皇帝有权下谕实现新闻管制。稍后，朱济世又在鸿儒院下设立了新闻司，专门负责新闻审查。他怎么做倒不是在效仿西方的新闻自由，而是为了获得一个不完全受官僚控制的了解各地情况的通道，眼下的大明到处都是封建官僚，如果再实行严格的新闻管控，皇帝早晚被蒙蔽成瞎子聋子。
不过在随后的两年中，大明新闻界一直没有给朱皇帝和官府找什么麻烦，甚至歌功颂德的内容占了报纸的主要篇幅——那些大清调教出来的儒生士大夫即使当了报纸编辑，还是非常小心翼翼的。直到敢于仗义执言的《清流报》的出现，大明报界才开始不断试探朝廷舆论管制的底线，试着批评起了朝廷的某些政策法规。当然，以《清流报》为代表的一批“批评派”报纸主要的标靶。还是大明腐败黑暗的官场，毕竟好皇帝被贪官蒙蔽的故事早就入了人心。
到了光复5年春，随着一批上京请愿的山西名流抵达应天，向朱济世递上了“请调苗党离晋行晋人治晋折”。山西巡抚兼提督凤台郡公苗沛霖这个贪官兼军阀便在一夜之间成了舆论风口浪尖的人物了。
包括《清流报》、《士子报》、《正气报》、《士林通讯》一大批自命清流，在读书人中间颇有影响力的报纸，都开始大谈唐季藩镇之祸，或隐喻，或暗指，都将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苗沛霖指为大明第一藩镇。《清流报》评论员白雨先生更是强烈呼吁苗沛霖向奕欣学习，自请入朝。
“皇上，臣这次也不帮苗雨三说话了，他的事情做得是有些过了。不但死抓着苗家军不放，还让七八万淮人官兵全都入籍山西。摆明是要继续把持山西地方……”
应天玛丽亚堡，将苗沛霖推荐给朱济世的军师罗则南身子埋在会客厅的真皮沙发里，皱眉如此说道。朝廷上下都知道他和苗沛霖关系很好，如果是贪污腐败之类的“小事”，他绝对帮苗沛霖说话。但是藩镇什么的。可是历朝历代皇帝老子最忌惮的。这个苗沛霖，的确有些不知进退了。
而左宗棠和郑洪两位相爷，也都不停点头，似乎在附和罗泽南。且不说左宗棠怎么看藩镇，那郑洪可是大明复国第一功臣，曾经几次外放掌兵，每次办完事都老老实实把兵权交还。然后入朝做官。一个老粗都知道这个道理，苗沛霖居然不晓得。而且现在同样行过军管的四川、河南、山东、北直、云南、贵州、广西等七省，都已经实现了军政分离。地方官的任命权已经回到了朝廷，军官不再兼任地方督抚，地方的巡抚同样不掌兵。只有苗沛霖还是军政一把抓，而且还没有一点放手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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