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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颇不太平，远有黄巾之祸，近有群雄割据，时局纷杂，百姓流离失所，粮食更是奇缺。富义看似远离纷争，公子岂知战乱何时来袭，若如此，纵有千金万金，能换回多少粮食，能解多少疾苦？”
刘墉听得是脊背发凉、冷汗凛凛，我怎么没想到呢？若真是有大军来袭，只怕千万钱在手也买不到一石粮食啊，看来我的想法真是幼稚啊。
刘墉在他的那个时代也有“三农”问题，只是远不如汉末那么突出，因而并没有引起他太多的重视。他想当然地以为只要发展了制造业和商业，通过税收积累大量的财富便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他确实想得过于乐观了。在现代社会中粮食问题并不太突出，一是因为粮食产量要高得多，国家平时便有大量的积蓄；二是交通发达便捷。只要有钱，可以随时从国外进口。然而这是在汉朝啊！这种以粮食为基础的经济体系极其薄弱，稍有些变故就会轰然倒塌。本来安心种田的就少，如还在大力发展其他产业，不是釜底抽薪吗？
刘墉咀嚼消化着众人的话语，深思片刻，如醍醐灌顶，拱手致谢，诚恳道：“多谢诸公提醒，刘墉受教了。”
虞翻点点头道：“公子需明白，老夫也不是反对发展工业和商业，只是粮食充盈才是民心安定、富国强兵的根本。只有百姓丰衣足食，才能安居乐业、国泰民安。公子不是正在读书吗？老夫先推荐你去读读晁错大夫的《论贵粟疏》，相信对你是极有用的。”
刘墉肃容道：“在下一定认真领会。”又道，“诸公有何高见，刘墉诚心受教。”
虞翻颔首道：“老夫与在座诸公商议了一下，起因只有一个，粮贱伤农。老夫以为咱们不能再建工厂了，已建成的规模也不要一味扩大，这样需要的人工便会少得多。不过要想百姓安心种田，提高粮价是关键所在。晁错大夫采用的法子我们也可以用，各种税赋的解交不要金银，也不要绢帛，只要粮食；百姓可以用粮食来求赏或免罚，如此一来粮价自然便提高了。如果再能提高粮食产量，百姓便更会安心种田了。”
刘墉在虞翻的点化下清醒了过来，找来了《论贵粟疏》认真地读了起来。对于晁错这个人，刘墉看《汉武大帝》时多少还是了解一些的。晁错，颍川郡人，西汉著名的政论家。汉文帝时为太子家令，汉景帝时升至御史大夫。当时商人势力膨胀，土地兼并严重，以致农民背井离乡，农业生产凋敝，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阶级矛盾渐趋激化，天下隐隐有暴乱之象，晁错慧眼独具，看清了其中的弊端，便向汉文帝上了一篇奏疏。
这便是被鲁迅先生喻为“西汉鸿文”之一的《论贵粟疏》。这篇文章逻辑严密，说理透辟，辞意畅达，立论紧扣论点，环环相扣，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晁错认为，商业发展，商人聚敛财富，大肆兼并侵吞土地以及各级官僚急征暴敛是造成当时农业生产凋敝，农民穷困劳苦，贫富分化，阶级矛盾激化的直接原因。晁错还认为一个国家的粮食积蓄得越多，则民心越安定，社会越稳定，政局越稳固；而要增加积蓄，必须想办法使农民安心于农业生产，于是提出了“欲民务农，在于贵粟”的观点以及重农抑商和入粟受爵的建议。此项措施被汉文帝采纳，并经文、景两朝推行，农业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日益富足，社会逐渐安定，经济相对繁荣。以至于武帝初年，出现了“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都鄙廪庾尽满”的富庶景象。
可惜晁错的结局并不好。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又采纳了晁错的《削藩策》，实行削弱诸侯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然而，便如清康熙时代削藩的结果一样，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刘姓宗室诸侯不满朝廷削减他们的权力，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联兵反叛。而无论晁错还是景帝，都没有事先做好应对的方案，以致叛乱伊始，朝廷军兵败如山倒。景帝惊恐万分，又接受其他朝臣的建议，将晁错腰斩于市想以此换取叛军退兵。然而，叛军并没因晁错身死而退兵，而是继续向长安进军，只是因战略失当而被朝廷和梁王联手平定。整个平定叛乱的过程仅区区三个月，刘墉既感叹汉景帝的“过河拆桥、刻薄寡恩”，又感叹晁错的“急功近利、遇人不淑”。
读后，刘墉感慨万分，原来农民竟是如此之穷，如此之苦。“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便是如此辛勤劳作，百亩的土地也仅有百石的收成，不仅如此，还要服劳役、纳税赋，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休息。即是这样，每年还会遭受各种灾害，应付官府急征暴敛，各种摊派。农民忙活了一年，到头来却只有很少的收益，为了应付各种赋敛，有的甚至“卖田宅，鬻子孙”；而商人无农民之劳，却能“衣必文采，食必粱肉”。这是多么的不公啊！难怪农民不能安心务农了。
刘墉眼噙热泪，心中暗下决心，“若不能让这些可怜又可敬的农民都富足起来，刘墉啊刘墉，你还算是一个人吗？”
刘墉避开众人，寻了一处僻静地方，借鉴历史及前世的“三农”政策，冥思苦想多日，摊开竹简，将想到的对策书写起来。
“蔡伦是东汉的吧？改良造纸已经有些年头了，为什么还在用这种又重又不便的竹简呢？”刘墉心中十分不解，摇摇头，“等一下一并问问虞县令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