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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张居正的话，万历十分能理解张居正此时的担心。大明历史上曾经有三次整饬驿递的大行动。
第一次是嘉靖年间，计划裁撤30%至50%的驿站，修改了《给驿条例》，减少财政支出，把节省下来的钱一半充作军费。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却整出来了大问题。
驿站一减少，地方官府确实减少了驿站的经费，但是驿站负担并没有减少。来往的官吏们照样在驿站大吃大喝，用车用马，以至于全国驿站的工作人员闹起了罢工，还有人干脆弃职逃跑。
当时东南抗倭战斗进行得如火如荼，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驿递系统出现了这样的大问题。东南地区的重要紧急军报，竟然要花一个多月的时间才传递到京城。最后不得不中止了整顿计划，一切又重新回到原样。
第二次是张居正主持的整饬驿递，他吸取了嘉靖年间整顿失败教训。并没有规定裁减经费的硬性指标，而是抓住了“官员特权”这一要害下手。还把改革驿政，直接纳入到各地省级一把手的考核内容。
最后，成功的把全国驿政花费缩减了30%以上。节省了近百万两白银，为民众减少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可谓是官员特权受损，而国家财政和民众得益。但在张居正死后，一切又故伎重演，重新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第三次是崇祯皇帝的驿政改革，这一次的政策比较激进，就是一刀切的政策。直接要求裁撤减少60%的驿站，而且要求几个月之内要完成。于是大量的驿卒驿夫下岗失业。
当时陕-西约占全国驿递总数的十分之一，原有四万多驿卒驿夫。在这个激进的政策下，突然两万多人下岗失去谋身之道，其中最出名的”快递小哥”李自成就是其中之一。
这两万多驿卒驿夫有的落草为寇，有的则又和流民乱军搅在一起，就这样走上了造反的道路。
“张先生，朕觉得驿递之乱的根源在于，驿递的官文传递职能和为官吏出差提供沿途供给的职能搅在了一起。如果把两者的职能分开，而后再整顿，也不必这般投鼠忌器。”
“把驿站、急递铺、转运所这些机构重组，新成立邮政局，可以称之为大明邮政。邮政局只负责公文、军报传递，同时也可以经营民间私信的递送。邮政局不再承担沿途接待，废除《给驿条例》任何人都不允许私用，任何人不得动用邮政局的车、马、船等官产。”
现在的体系相当于邮政和招待所的混合体，驿站的邮传功能慢慢在弱化，接待功能倒成了日常事务。那些数量更庞大的急递铺，反而承担着公文传递职能，也没有去那些小小的急递铺打秋风。
一个国家的邮政体系，是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由国家直接管理和经营，哪怕是赔钱，国家也必须养着。只有通过一些多元化、商业化的业务经营来减少国家的财政负担。
“皇上，成立大明邮政，臣认为是一个好办法。但是大明邮政经营民间私信，这恐怕......”张居正认真思索了一下，然后说道。
“张先生，这么多的驿站、急递铺、转运所，如果只传递公文、军报、官信，那是很大的浪费，也是国家财政的重大负担。经营民信不会增加什么开支，还可以对财政所弥补，更重要的是经营民信，也算是一种便民惠民的举措。”
“皇上，民信和官府公文搅在一起，那出了问题怎么办？”
“这个简单，官府公文、军报等和民信用不同邮包区隔即可。如果运力出现不足时，公文、军报优先递送，民信可以延后处理。”
此时朝廷有驿递系统可以利用，民间的信件传递则是有一些私人开办的民信局来收寄。不过那些民信局的覆盖范围并不是很大，如果新组建的邮政局开放民信业务，在此时无疑是非常有况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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