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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不得结成团体情同要挟。
同年十二月初七日、公元一九一一年一月七日，有山东人刘保昌在租界散发传单被捕房拘送会审公廨，经询问后决定交保释放，但他声称无人具保，又被带回捕房，群情不服，引发各商店闭门停市，次日扩大到南市，刘保昌终被释放。
上海道台刘燕冀请华商各帮大业主会商，道台以下众官员还亲自在南京路劝谕各商店开市。刘保昌手持白布在南京路、九亩地等处演说，又被解送道署，经“开导”并嘱将事务所解散，送公廨开释。
值得讲明的是，在这场罢市**中，多人被拘送县署受到惩处。
到而了民国九、十年、也就是公元一九二零至一九二一年辰光，沪市房东普遍加租，有的加了又加。
比方讲本作品主人公哈同的哈同洋行修建的民厚里，其每幢原租十元加到十五元，后又追加了五元。
而在山东路望平街、九江路美兴街哈同产业，情况也是如此，其每幢原租十二元加到二十五元，民国九年更是涨到五十元，民国十年又加五元，并将银元改为银两。
而其他的洋行、比如讲新康洋行新闸路新康里，本来它旗下的出租房每幢七元，加到十四元，后又加五元。
终于供需关系的极度扭曲，导致了供需双方的矛盾激化，就在民国十年十月，上海滩浪向各路房客代表集会成立上海房客联合会总会，派代表分赴中外政府当局请愿，反对非法加租。
上海滩的七十二家房客们忍无可忍了，他们齐心协力，在十一月至十二月中旬的一个半月之内，终于迫使有关方面出面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
上海行政当局先后发布命令或公告限制或取缔加租者计有，法总领事、公共租界会审公廨、上海及宝山县署、护军使署、淞沪警察厅等。
上海人口迅速增加，致使房荒日益严重。变相房租盛行，以承租的房屋出租、转让牟利的二房东转租房屋，索取一次性顶费以黄金、大米要价。
据清光绪二年、公元一八七六年出版的《沪游杂记》记载，境内“楼屋上下各一间，俗名一幢，后以披屋设灶，市面租金每月五、六、七两银数不等，僻巷中较廉、每间亦需洋银三饼（银元）”，当时石库门房屋不需十年即可收回成本。光绪二十七年《申报》载“英大马路同吉里石库门五上五下，厢房披屋一应俱全，每月租金规元一百二十两”。平均每开间月租二十四两，与前者相比二十五年上涨三四倍。之多
民国三十五年一间旧式里弄亭子间顶费需大米十八石、也就是每石七十八公斤；新式里弄亭子间黄金十两。
而二房东又在转租中超收租金，转嫁水电费，使居住者不胜负担。房产业主却因货币贬值，收租不足以修房，更无投资翻建的积极性。当时报上有“大房东饿煞，二房东饱煞，三房客苦煞”的形容。（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