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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朝堂上，侍御史权万纪上奏言道：“在宣州、饶州二州（今安徽宣城、鄱阳县）发现一座大型银矿，臣建议工部对这银矿进行大面积开采；户部在银矿专门设立税关，一年可征收数十万贯税收。”
李世民将权万纪的奏章传阅给群臣，让群臣各抒己见。
特进萧瑀上奏：“在银矿设立银矿，这是朝廷与民争利，时间长久后必会激起宣州、饶州二州当地百姓的民变。臣建议不讲利，只讲义，不与民争利，隐富于民。”
礼部尚书王珪上奏：“我大唐每年财税收入为二千万贯，其中：租庸调收入一千万贯；占五成；地税二百二十万贯，占一成多；盐税仅一万贯，可以忽略不计；采矿税仅二十万贯，仅占百分之一。汉代理财专家桑弘羊说：“民富则不能受赏；民强则不能受刑”。因此，臣建议加大工商业商税的征收，减少租庸调与地税的收入，适当减轻农民负担。”
中书舍人马周上奏：“管仲在《管子·国蓄》认为：税收是有形的，贸然加征种类如此繁多的各项税目，必然会激起百姓的强烈不满。因此，管仲提出了“寓税于价”的间接税思想，具体的做法是“唯官山海”：即将山中的铁、海里的盐进行管制实行国家专卖制度，并对盐铁适当加价，将税负转嫁到盐铁等垄断商品的价格之中。表面上，没有征税，实际是‘无不服籍者’。因此，臣赞同王尚书的建议，将盐铁实行专卖制度，将银矿收为国有，以增加国家税收。”
陈国公侯君集上奏：“长安北衙禁军三万人，他们每年需要消耗三十万石的口粮以及五十万匹缎布、绢绸，合计价值约为五十万贯左右；而南衙禁军二万余人，尽管他们的待遇不如北衙禁军优厚，但是每年的军费支出也高达近三十万贯钱，我大唐中央禁军一年的财政支出大约近八十万贯，中央禁军的军费支出都是由国家的租庸调制所征收的实物税收进行承担。臣建议适当减少军费开支在租庸调的占比，将商税的一部分收入用于国家的军费开支。这样才能体现大唐建国之初所倡导的休生养息国策。”
“袁爱卿，你有何建议？” 李世民听罢群臣的发言，他并没有当即表态，而是把目光扫在袁天纲身上，他想听听袁天纲的想法。
袁天纲人微言轻，本混在殿中的后列不想发言，听到李世民点将到自己，只好出列奏道：“大唐目前处于建国初期，官员数量还不是很庞大，因此官员阶层的开支占财税收入的比例很低，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唐将会面临‘三冗’问题。”
“什么是‘三冗’问题？” 李世民问道。
袁天纲侃侃而谈：“所谓“三冗”，就是指‘冗兵’、‘冗官’和‘冗费’：
先说‘冗兵’。大唐军队包括：中央禁军与折冲府府兵。其中：中央禁军有：北衙禁军三万人、南衙禁军二万人。全国共设十道，设置三百五十八个折冲府。一般情况是上等折冲府府兵共一千二百人，中等折冲府府兵一千人，下等折冲府府兵八百人。因此，全国十道的折冲府府兵约五十五万人，再加上中央禁军，我大唐总兵力约六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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