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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质的六博局和子。《山海经·中山经》：“休舆之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台之棋。五色而文，其状如鹑卵。”郭璞注：“棋谓博棋也。”东晋李秀《四维赋》：“四维戏者（博塞的一种），……画纸为局，截木为棋。”这些记载可与考古发现相互印证。所以，古代“棋”字，因“其”得声，意符则分别从木作“ｑí＠”，从土（陶）作“基”，从石作“ｑí＠”。也说明古代棋子是用木、陶、石做的。以“象牙棋”来说明象棋的得名，完全是望文生义，不符合事实。如仅以质料而论，象牙质的称象棋，木、陶、石质的当然也可称作“木棋”、“陶棋”、“石棋”了。显然这样推理是荒谬的。
象棋的得名与起源，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弄清其一，另一个也就迎刃而解。目前，考古已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博塞象棋局、子实物资料。最早的是湖北云梦秦墓出土的六博棋局；继有山东武梁祠西汉石刻上的六博局；广西西林县西汉墓出土塞戏棋局；河南灵宝张家湾东汉墓出土的釉陶六博局、子和对弈俑。最大量的博塞局是汉代铜镜上流行的“规矩纹”图案，它与所见六博局极为相似，已有人把其改称为“六博纹”镜。以上六博局的共同特征为：在矩形图案中，有四仲、四维、四隅，中间小方形可方可圆，可有可无。但四仲、四维、四隅是局中主体。六博局的含义历来不得其解，笔者从西汉“六壬式”星占盘上找到了破译的钥匙。
六壬式盘是１９７７年安徽阜阳西汉墓（前１７３年）出土的一件天文占盘。该盘分作天盘、地盘两部分，天盘圆形较小，周边刻二十八宿，中间刻北斗，斗柄指着十二个月所当的不同宿位。此即古历法中的“斗建”。地盘外方内圆，圆径刚好可嵌入天盘以旋转，内圈刻有十天干、子午卯酉四仲、天地人鬼四隅，中圈外圈刻十二辰、分作四方的二十八宿和阴阳交界的四维。如果把六壬式盘的文字部分全部去掉，仅保留其中四仲、四维、四隅的矩形线段部分，它则成了一个地道的博塞象棋盘。很明显，博塞象棋脱胎于这种式盘，是它的简单化和缩影。认识了这一点，对博塞象棋的得名、含义及其设计思想都不难了解。
六壬式盘把天上的星宿运转、地上的四季变化及人与这种时空的关系都集于一盘，并有机的联系起来，本身是对古代人所认识的宇宙模式的模仿，这种宇宙模式首先发端于《周易》的整体思维方式和太极式的宇宙框架理论。《易传》指出：“《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盈天地之间唯万物”。这种整体宇宙观认为，天地人三才是一个整体，所谓“万物统体—太极”即指此。“《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整体内的各部分的联系不是机械的，而是“生生之谓易”的有机联系。式盘上的宇宙模式，正是这种太极式整体宇宙观的展开。因此，作为式盘缩影的六博象棋的设计思想，首先吸收了《周易》的整体宇宙理论。
象棋的得名与《周易》的唯象思维方式及其象数理论密不可分。这一点可以从汉人边韶《塞赋》对于博塞象棋的描述中得到证明：可以代博弈老曰塞，……故书其较略，举其指归，以明博弈无以尚也。……本其规模，制作有式。四道交正，时之则也；棋有十二，吕律极也；人操其半，六爻列也；赤白黑者，分阴阳也；乍存乍亡，象日月也；行必正直，合中道也；趣隅方折，礼之容也；迭往迭来，刚柔通也；周而复始，乾行健也；局平以正，坤德顺也。然塞之为义，盛矣！大矣！广矣！博矣！质象于天，阴阳在焉；取法于地，刚柔分焉；施于人伦，仁义载焉；考之古今，王霸备焉；览其成败，为法式焉。
这段话简直不是在解释“塞之为义”，而是在解释《周易》的象数。西汉易学以“卦气说”为主的象数概念和理论，在这里几乎被包揽无余。从棋局上讲，它制作象式；四道交正，象征四时的更替；局平以正，象征着坤卦（即地）的德性——和顺地承载着万物。从棋子上讲，子有十二，象征着源于易数的十二律数；两人弈棋，人各六子，象征着卦的六爻；子分黑白，象征着《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从着法上讲，子的获得和丢失，象征着日月的推移；行子必正而直，象征着《周易》的“贞、正”“时中”观念；到了角上要方折转弯，象征着礼制的宽容大度；行棋的迭往迭来，象征着六爻的刚柔上下往来；行棋的周而复始，象征着乾卦的性质——宇宙永远运动不息的刚健性质。总之，《周易》的“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仁曰义”的思想，在博塞象棋之“象”中被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唯象思维是《周易》独特的思维方式，八卦、六十四卦中涵盖了天地万物的各种物象、实象、虚象，《周易》正是通过取象比类、触类旁通的思想方法，去把握和认识客观事物的。博塞象棋在思想方法上采取了唯象思维方式，在局、子的设计上取法于《周易》象数，故其中充满了天地运动、日月推移、四季交替、刚柔上下、礼制仁义等各种“象”，正如边韶所总结的，其有“质象于天”“取法天地”的盛大广博之“象”。因此，博塞之所以称为象棋，正是由于式盘和博塞局子中具有“象天法地”之“象”的结果。不仅边韶说棋中有“象”，古代凡与象棋有关的词赋文章全都这样说，如北周王褒《象经序》说：“一曰天文，以观其象；二曰地理，以法其形；三曰阴阳，以顺其本；四曰四时，以正其序。”这些讲的都是象棋之“象”。在棋戏“前冠”以“象”字，是指弈棋犹如“象天则地”一样，自然和社会法则都以唯象思维的方式比拟后被用于棋局、棋子的设计和棋理上，棋中固有的“象天则地”之象，才是把棋戏称作“象棋”的原因所在。
弄清了象棋得名的原因及其和天文占盘的关系，再参以文献，就可以对博塞象棋的起源有个大致的认识。
越晚的文献把博塞的起源推的越早，宋以后的文献有系于神农的，有系于黄帝和黄帝吏乌曹的，有系于殷纣王的，有系于周武王的。而式盘和六博象棋之“象”所反映的《周易》整体观及其象数，绝对不会早到周初，所以上述文献均不足据。较可靠的记载有：《孟子·离娄下》“博弈好饮酒”。《庄子·拇》“博塞以游。”《史记·宋微子世家》：“十一年秋（前６８１年），泯公与南宫万猎，因博争行。……遂以局杀泯公于蒙泽。”这些文献可证至少在战国中期以前已有了博塞象棋。关于其上限，我们认为不会早于式盘出现年代的上限。如果从天文学史角度来考察式盘中二十八宿和有关历法概念的出现年代，笔者曾根据古距度计算了二十八宿系统建立的年代为公元前５５９±１００年，在这个年代范围内，《易经》及其象数都已出现，和《史记》的记载也大致相符，因此，博塞象棋的始创年代不会早于公元前７世纪左右。
国际象棋的起源是一个争论很久又悬而未决的问题。权威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作了一个含混不定的结论：“国际象棋是从印度或中国的一种古老棋戏演变而来。”究竟从哪种棋戏演变而来？又是怎样传播的？特别是国际象棋棋子、棋局和着法中反映的是哪种文化思想？并没有人深入探讨过。而后者将是解决其起源的关键所在，因为，棋戏作为一种世俗文化，最能反映特定民族文化的突出特征，正如博塞象棋只能是易学象数文化的产物一样。现代的国际象棋是八八六十四格，其中黑白交错、阴阳各半。可称为八八阴阳棋。棋子有三十二个，每方各二车、二马、二象、一皇帝、一皇后、八个兵共十六子。
印度的梵文古籍（不晚于距今１０００年）记载了一种四角棋，名为“恰图兰格”。棋盘是６４方格，３２个棋子分别８个一组放置四角，每方８子：兵四，王、象、马、船各一。着法是：兵、马与今国际象棋一样。王直、斜行一格；象斜行两格；船直行无远近。每着棋走前先掷骰子，五点走王、兵；四点走象；三点走马；二点走船。这种棋与国际象棋在局子和着法上均有区别，特别是局中没有阴阳格，无阴阳思维方法。另外，印度还出土有公元８世纪的立体棋子，这是印度起源论的主要证据。
中国与国际象棋相近的棋戏，至少出现于北周时期。周武帝制有《象经》一书，此书虽佚，但有大臣王褒的《象经序》和庚信的《象戏经赋》存。其中关于棋局有“丹局正直”、“八卦以定其位”、“局取诸乾”、“坤以为舆”的记载，可知其局取法于《周易》乾坤八卦，很可能是８×８的６４方格正方形棋局。又王赋说：“三曰阴阳，以顺其本。”故此局应含有天地阴阳之“象”，即为朱（丹局）白相间的“八八阴阳局”。关于棋子只透露出有马与卒（六甲）。但和其同时的《敦煌棋经》则有“炮棋”、“悬炮”、“车相（象）井阑”的记载，可知象戏已有“八八阴阳局”和车、马、炮、卒等棋子。入唐以后，这种象棋逐渐流传。大诗人白居易（７７２—８４６）有“兵冲象戏车”的咏象棋诗；唐相牛僧孺（７８０—８４８）制有“宝应象棋”，元僧念常称其“用车马士卒加炮代之为机矣”。大概到了唐末宋初，这种八八阴阳棋已普及于民间，并被用作锦绣装饰图案——琴棋书画锦中的棋图案。
这种源于《周易》阴阳６４卦的八八阴阳棋局和国际象棋盘完全一致。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际象棋盘。说它是国际象棋的起源，并不为过。但正如前述，我们必须解决这种八八阴阳棋（其子和国际象棋并不一致）怎样流转到西方并演变成现代的棋制的问题，不然无以服人。
清初人徐兰１６８８年到蒙古，发现了一种“蒙古象棋”，他的《塞上集唐六歌·蒙古棋》小序说：局纵横九线，六十四卦。棋各十六枚：八卒、二车、二马、二象、一炮、一将，别朱墨。将居中之右，炮居中之左，车、马、象左右列，卒横于前。……其棋形而不字，将刻塔，崇象教也；象刻骆驼或熊，迤北无象也。……马横行六卦，驼横行九卦，以驼疾于马也；满局可行，无河为界。卒直行一卦至底，斜角食敌之在前者，去而复返，用同于车，嘉有功也。众棋还击一塔，无路可出，始为败北。
这种在蒙古流传的象棋，既与唐代的阴阳八八棋类似，又与国际象棋相近。首先，三者的棋盘都是阴阳６４卦局，而以唐代的最早，是另二者的源头。而印度的四角棋，局中既无阴阳格，又是四人弈棋，不能作为国际象棋之源。其二，蒙古象棋的炮、将是中国棋戏的主要特征，其源于中国毫无疑问。车、马、象的棋子在唐代象戏中也早已有之，且这些子的着法（如马行六卦即走“日”，驼横行九卦即走“田”，）和中国棋戏的着法也大致相同。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蒙古６４卦象棋的源头是中国北周至唐代以来的八八阴阳棋。它随着蒙古大军１２世纪的大规模西征，逐渐地传入东欧、中亚和西欧，１５～１６世纪时被欧洲人结合本地文化传统加以简单改造（仅去炮加皇后）以后，定型为现代的国际象棋。
上边仅就形式上说明了国际象棋的中国起源论，其实，它作为一种世俗文化，仅仅反映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特别是《周易》象数的基本内容和思维模式。６４卦方局在西汉就出现了，当时的京房创“卦气说”，把６４卦分八宫排列，以６４卦卦象来解释四季、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侯的变化。创造了一个以阴阳五行为主体的６４卦世界图式。这个图式即６４卦方图。至迟在东晋，这个图式就被用于棋戏，东晋李秀的《四维赋》说：“四维戏者，画纸为局，截木为棋，……盈尺之局，拟象乎两仪，九道并列，专都独毕。”两仪即乾坤二卦，实代表６４卦，九道纵横并列，即构成６４卦方图。北朝后秦的和尚道朗在其《涅般经·现病品第六》中谈到了“八道行城”的棋戏，也是一种矩形６４格棋。至周武帝的《象经》更是利用这一世界图式构思了作为现代国际象棋起源的象戏。因此，从民族文化和棋戏设计思想角度讲，国际象棋的阴阳八八局，只能是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产物，这是中国起源论的有力证据之一。
现代的中国象棋大体定型于北宋晚期。我们认为，它是在唐代八八阴阳棋的基础上，受北宋早中期流行的易学河图洛书思想影响而最终定型的。河、洛之学是在“先天”易学基础上建立的又一宇宙模式，它以数、图来代表世界的万事万物，以先天６４卦方、圆图来模拟世界的运动变化，故又称为“宇宙代数学”。大凡中国棋戏的设计，往往基于宇宙整体的思维方式，涵天盖地，天人合一，并总是强调《周易》的“易变”原则，阴阳辩证，变化无穷。所以，当河、洛之数兴起后，很快地被用于棋戏的改造。本来的八八阴阳局以九线纵横成６４卦，但“河图”数为十，于是就在八八阴阳局上多出一横行，组成十行，以满足河图数的要求，并在双方中间置“河界”，以示其源于河图。洛书数为九，汉以来的“九宫算”也被视为洛书，故又称为洛书九宫。九宫则被直接加于棋局，作为弈棋双方的大本营，由将、士居之。因为九宫的中位“五位”，象征着协调万方或至高无上的君权。早期的象棋将帅都居于五位，弈棋开始后，才退居一位，象征着争夺天下的开始。朝鲜象棋还保留着这种着法。
河图、洛书观念进入棋局。至少当在１０５５—１０７５年程颢作《象戏》一诗时，该诗云：“中军八面将军重，河外尖斜步卒轻。”中军八面即将军居九宫的“五位”故有八面之说，说明局中已有九宫；步卒过河可尖斜吃子，说明已有河界。而且暗示了唐代八八阴阳棋的小卒可以尖斜吃子，这种着法被蒙古象棋和国际象棋继承下来，而在中国象棋中却亡佚了。
由于中国象棋在八八阴阳棋局中加了河界和九宫，已不适宜在阴阳格中行棋，故略去阴阳格而改在交叉点上布阵和行棋。遂定型为现代形式的中国象棋。但它还保留了唐代八八阴阳棋的基本着法。如象斜行三步（即横行九卦），马斜跨二步，车直行无远近等。但将、士都被禁锢在九宫之中。
综上所述，无论是春秋战国的博塞象棋，还是唐代的八八阴阳象棋以及从其演变而来的国际象棋、中国象棋，都和以《周易》为主的易文化传统结下了不解不缘。它们通称为象棋，正是因为在其设计思想中充分运用了《周易》的取象思维方式、整体宇宙观和阴阳辩证观。取象的思维方式使设计者能广征博取宇宙间各种物象、实象、虚象，通过取象比类、触类旁通的比拟，使棋戏具有了“质象于天，阴阳在焉；取法于地，刚柔分焉；施于人伦，仁义载焉；考之古今，王霸备焉；览其成败，为法式焉”等崇高的社会功能、伦理功能及智力培养功能。而《周易》的整体辩证观，使设计者善于把握宇宙整体部分的有机联系，掌握阴阳消长、刚柔上下、日月交替、寒暑相推的矛盾对立统一关系，从而造就了“纵有千局谱，并无一重复”的永远变化不止的象棋棋戏。可以说，《周易》思维是各类象棋设计的渊源，象棋则是《周易》各种哲理的缩影。象棋之“象”中，高度浓缩和蕴含了古代中国人对宇宙，对天道、地道、人道的精辟理解，包括了中国文化的精华。
在中国发源的象棋，历经二千多年的世间苍桑，不但未沉沦泯灭，至今反而更加发扬广大，成为全世界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娱工具，不失为世界文化艺苑中的一枝奇葩。当它传入蒙古、中亚、西欧时，虽在个别棋子上有所变化，但基本的设计思想和棋制并无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因为，玄妙的《周易》象数思想是中国独有的，无论是古印度或者古代欧洲，都不可能有这种奥妙无穷的、包罗万象的、阴阳辩证的、富有各种象征意义的《周易》棋戏构思。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所精蕴的无尽才思和博大情怀，虽然仅是棋戏，但棋之为义“盛矣！大矣！广矣！博矣！”它对于启迪人类智力、增强科学思维能力以及在社会文化方面发挥的功用，将是难以估量的。无论是国际象棋，还是中国象棋，都是以《周易》为主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对世界文化宝库作出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