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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竭，不免北还，俟其过河，以骑兵尾袭。至真定、中山两镇，必不肯下。彼腹背受敌，可以得志。”
李纲附和道：“金人之兵，张大其势，然探得其实，不过六万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杂种，精兵不过三万人。吾勤王之师集城下者二十余万，固已数倍之矣。彼已孤军入重地，正犹虎豹自投于槛阱中，当以计取之，不可与角一旦之力。为今之策，莫若扼河津，绝粮道，禁抄掠，分兵以复畿北诸邑，俟彼游骑出则击之，以重兵临贼营，坚壁勿战，如周亚夫所以锢七国者。俟其刍粮乏，人马疲，然后以将帅檄，取誓书，复三镇，纵其归，半渡而后击之，此必胜之计也。”
宋钦宗听后“深以为然”。众人也都赞成种师道与李纲的战略设想，他们于是对兵马进行了部署与安排，决定二月六日向金军发动进攻。之所以选择二月六日出兵，有两个原因：一是找了一个阴阳家推算了一下，这阴阳家说二月初六这天“利行师”；二是大家估计，那时候西军主力之一姚古之师也将到达京城。
为进一步了解金军内部情况，正月二十八日这天，种师道派人去将沈琯请到宣抚司来，向他询问金军当初兵临城下之事。沈琯说道：“当初，黄河岸边若有千人守之，金兵岂能至都城？”
沈琯对官军弃河不守很是不解，深感遗憾。
种师道叹息道：“是啊，河岸若有守军，金人岂能至此？但现今关键不是追责，而是如何让金人退去。”
接着，种师道就河北地形特点，以及在何处拦击金军为好等情况，咨询沈琯。沈琯就把前几天给李纲信中所说的几点内容，又向种师道叙述了一遍。
种师道听后笑了笑道：“如公之言，金人比至塞上，已无匹马矣。”
沈琯问道：“今日当如何处置？”
种师道没回答，反问道：“公见得敌寨中有粮否？”
沈琯回答道：“金人沿路日掠粮草，今至城外，取金帛子女，未有聚粮之意。但恐闻西兵至，方旋聚粮，想必不多。”
种师道点点头道：“情况确如公所说。昨日生擒二贼，割腹视之，已食黑豆。今当逼贼营六七大寨，以守把抄掠路，不过五七日间，彼自沮折矣。”
这时，沈琯从怀中取出一份劄子，呈交给种师道。劄子中写道：“金国长驱直犯京阙，盖缘中国失谋。今日之谋，岂可再失哉！执政大臣力主讲和之议，然金帛果充其数乎？三路之地果能弃乎？已议讲和，而王畿之内剽掠殆尽，兵回之后，果能保其不攻掠城邑乎？大抵奸人借宗庙社稷之重以劝人主，而为全身之计，或张大敌势以胁朝廷，而成其讲和之功。殊不思异时之患，又有甚于今日也！
闻金人见造浮桥，驰驿班师。若迁延失机，濬州桥既成，黏罕之兵继至，将有噬脐之悔矣。兵贵拙速，不贵巧迟，伏望宣抚、枢密使详酌斯言，断以不疑，而早图之，宗社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