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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有多大危害，清政府一直都心知肚明。
而且说句良心话，自从雍正年间起，清朝的历代皇帝，都曾经下大决心，花大力气，非要彻底禁了这祸害不可。
雍正皇帝在位时，每年中国鸦片输入只有二百箱时，就下了严厉的禁烟令：贩烟者，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
而到了嘉庆皇帝登基后，对查禁鸦片的态度，更是极强硬，明确不能再进口鸦片，从此以后，鸦片成了违禁物品。
而嘉庆年间，也就成为鸦片贸易的分水岭：之前还是合法贸易，虽说赚了不少钱，但还要一分不少给大清交税。从此之后，鸦片贸易，就成了完全的非法走私。
除此以外，历史上嘉庆帝先后出台了五次禁令，禁止鸦片输入、吸食，也禁止内地栽种罂粟，对于从外国进口的船只，一律由公行保商出面担保，保证他们所承保的每艘船没有装载鸦片，对于查拿不力、得规故纵的官吏役人，均加重治罪。
等到道光皇帝登基后，对于鸦片的危害，更是深恶痛绝，查禁要的力度，也到了空前雷厉风行的阶段。
后人津津乐道的，是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其实在此之前，道光皇帝就曾经以凶狠的铁腕措施，掀起禁烟风暴，其霹雳雷霆手段，直叫满朝文武都哆嗦。
道光帝登基伊始，就重申了嘉庆帝时代的禁烟令，律劳卑事件结束后，道光帝大为光火，随后更展开了空前的全国大禁烟，从东南沿海甚至到西北各省，府县村都要排查，各级官员都分摊指标，必须限制上缴鸦片，谁要是交不上，就罢官查办。
这个死命令一下，举国战果辉煌，短短一年间，各地上交的鸦片堆积如山，相关奏折里，还有好些地方官员不畏强暴，可歌可泣的禁烟故事，看得道光皇帝心情大好。
综上所述，清朝自雍正以来，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历代皇帝的禁烟态度，都是相当认真的，取得的成果，也是公认丰硕的。
但禁烟的后果，却是相当荒唐的。
一开始禁烟的时候，每年大清输入鸦片只有两百箱，嘉庆年间再禁时，每年已有四五千箱，道光皇帝发狠时，每年更有数万箱。也就是越发狠禁，鸦片问题越严重。
更讽刺的，就是英国鸦片贩子马地臣的讽刺，说身为一个鸦片贸易从业者，最盼望的就是清政府禁烟，每次一有禁烟行动，风头过了鸦片贸易就飙升，赚得盆满钵满。
而且对大清最严重的是：嘉庆年间的禁烟，还有个最惨后果——以前还能靠鸦片收税，之后鸦片贸易非法，税都没得收，白白银钱外流。
越禁烟，鸦片贸易越火爆，火到连鸦片贩子都盼着禁烟，为什么？
林林总总的原因，相关史料总结了很多，但除去社会原因和英国因素外，清政府却还有俩个要命毛病。
第一个毛病，就是技术水平。
鸦片演变成走私后，利润十分大，发展十分迅速，相关的走私团伙，更是鱼龙混杂。
这类团伙以英国人为主，另外还有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印度等各国人，都是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江湖，跑去走私贸易，各个熟门熟路，做买**猴子都精，经常是把装载鸦片的趸船停泊在珠江口洋面，然后跑进广州城，在商馆里和中国烟贩子谈判，其走私之灵活，令人防不胜防。
而更叫清政府犯愁的，却是鸦片贸易的大杀器：趸船。
趸船，英文叫StoreShip，意为洋上仓库。这种船的船身高得出奇，制造它的目的不是为了航海，而是为了代替仓库，专门为存放鸦片而建造的，鸦片贩子也因此称之为鸦片母船。
这种船只除了大而坚固，火力配备也强，远远强于清朝的水师战船：当时的清朝水师，不说和英国比，就是和明朝比，也不见了明代时强大坚固的一号福船。
对上大趸船，基本就是找揍。所以长期以来，明知道这帮人的把戏，清朝的沿海水师，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打不过趸船，那就抓接应的中国烟贩快船？
没想到这事更难！中国走私犯大都是沿海各地的帮会成员，有青帮的、有三合会的，更多的是天地会。他们付过定金，凭着票据，就可以到海上提货，将鸦片装到武装快船上，即俗称的“快鞋”、“快蟹”、“扒龙”，船挂三张帆，左右有五十支桨，船员一百人，船侧张着铁丝网，以防御炮火，可载货数百石，据说“来往如飞”，官府的兵船根本追赶不上，转而运到广东、福建、台湾以及长江沿岸。
打不过带撵不上，于是鸦片贸易，也就屡禁不绝。
但比这技术水平更要命的毛病，却是大清的吏治。
水师不给力，抓不住走私船，其实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执法人员想不想抓。
自从乾隆年间起，大清朝的腐败，几乎也是加速度。鸦片贸易上也不能免俗，一箱鸦片送进来，从水师士兵到地方官，不同级别的大清官吏，能拿多少好处费，早已成了潜规则，甚至还有明码标价。高档鸦片分多少钱，低档鸦片分多少钱，全是数字化管理。
发展到道光年间，这规则更加透明化，就以广东水师来说，每个月都要派人去趸船上检查，每一箱鸦片起家五块银元好处费，碰到大力禁烟的年月，好处费也飙升，最高曾到十块银元一箱。禁烟这事，不但鸦片贩子盼，这些贪官污吏也盼。
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
虽说每运进一次，都要被宰一顿，而且越到禁烟的风口上，被宰的越多，但大多数英国鸦片贩子，还是盼着清政府禁烟，因为一禁，就是商机。
每次禁烟后，鸦片需求量激增，鸦片价格就水涨船高。像道光之前俩次禁烟，禁完后鸦片价格都高涨三四倍，先前亏多少钱，都能赚回来。
而且更荒唐的是，由于禁烟期间，各地都要上缴鸦片，交不上就追责，好些官员禁烟没本事，又要完成任务，只能吐血咬牙买来鸦片凑数，只求糊弄过去，着实让鸦片贩子们发了不少横财。
每次失败的禁烟，都好似一面镜子，折射的不止是几个官员的问题，而是满清王朝从政治到军事，各种综合毛病。
被这些综合毛病惹出来的鸦片问题，病也越演越烈。不但道光皇帝着急，好些有识之士也忧心忡忡。
许多有识之士为此痛心疾首。清代思想家魏源说“鸦片流毒为中国三千年史未有之祸”，林则徐大声疾呼：“此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
他们的呼吁，当然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大量鸦片的输入，不但给民众在肉体和精神上带来巨大的损害，还使得中国数以千万计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到国外。
近些年给鸦片战争洗地的主流理论之一，就是英国向中国走私鸦片为正常贸易，因为当时没有禁止鸦片的法律。
实际上，清朝从雍正时就开始禁烟了。1729年，雍正颁布《兴贩鸦片及开设烟馆之条例》如下：“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边卫充军。若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右人等俱杖一百，徒二年。如兵役人等藉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讯口地方文武各官，及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
可以说，世界上第一个禁毒条例是雍正颁发的。
其实清代朝廷对禁烟的争吵，主要在刑法程度上，随着鸦片泛滥，一些类似今天“小偷判死刑”这类思想开始流传。不过古代官员也不都是二货，有些人也通法理，知道滥用重典往往得不偿失，就压制下来。
当然，禁烟的事情，算是一说再说，可惜满清腐败情况大家也知道……所以走私泛滥……顺便，禁烟更有利于腐败官员从中获利，所以腐败官员更支持禁烟……
鸦片给当时清朝造成的问题是钱的问题，对于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来说，产出这是勉强够用的。
地主家都没有余粮，整个社会更是挣扎在生存边缘——如果仅仅从封闭农业社会角度来看，满清的统治相当给力了。
而这样一个农业社会，顺差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当种地卖粮，必然是出超啊。
而鸦片流入后，顺差变成了逆差，每年数千万两白银留出——中国不是白银生产国，一直是对外贸易支撑国内白银流通。
最后结果是：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到了如今的清中期，吸食鸦片之风已经从少数地区发展成为当下社会普遍的一种不良习尚。
自从康熙二十五年废除海禁以后，胎湾和闽粤地区最先学会了南洋鸦片吸食法。
雍正七年，福建巡抚亲自审判了一桩鸦片案，那时还弄不清鸦片究竟是药材还是害人之物。当时漳州知府李国治破获了走私鸦片的案子，判处走私犯陈远充军罪。
福建巡抚刘世明复查这个案子的时候，陈远诡辩说鸦片为药材，后经药商鉴定，认为陈远走私的鸦片是药材，结果漳州知府李国治反而被判故意陷害罪，还遭到了雍正皇帝的斥责。
从药商、巡抚到皇帝都对鸦片的危害无辨别能力，这就为日后的泛滥埋下了祸根。
到乾隆嘉庆年间，京师一带开始有贩卖鸦片的人了。
历史上嘉庆辛酉年也就是嘉庆六年，这时候乾隆帝去世三年，也是嘉庆皇帝坐实皇位的第三年。
国外方面，一度疯狂侵略中国的英国在这一年完成了合并，正式成为了大不列颠联合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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